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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马吉在上海的最后一次祷告。其实苏响来见他的时候，他已经准备好了行装想要回美国了。走出警备司令部监狱的时候，他抬头看到了破棉絮一样无力的太阳，懒洋洋地半隐半现挂在云层里。马吉选择了一个清晨离开慕尔堂，那天苏响来送他。苏响依然戴着帽子，依然用薄围巾包着嘴。马吉的身边放着一只超大的皮箱，他和一个中国牧师在道别。中国牧师也姓马，他躬着身子十分虔诚地听马吉在交代着什么。马吉其实什么也没有交待，他唯一要求这个叫马大为的中国牧师做的，是替他喂好他的鸽子。
没几天梅娘和一批人被带了出去，用一辆篷布军车拉到一个废弃的石料仓库。陶大春站在一边监刑，他的目光一直停留在梅娘身上，他一直以为这个女人和她的丈夫马头熊一样是钢做的，就算你把她拆得七零八落，她也不会向你吐一个字。如果她一定要说话的话，她会这样说，能不能给我一支烟？在陶大春的内心里，他对这个女人升起了无限的敬意。囚犯们都转过身去，只有梅娘没有转身，梅娘也在微笑地看着陶大春。陶大春走到梅娘面前，他把一包小金鼠香烟拆开了，抽出一支插在梅娘的嘴里，并且为梅娘点着了烟。梅娘美美地抽了一口，她看到陶大春把剩下的烟和火柴全塞进了她的衣兜里。
陶大春说，带着香烟上路吧。梅娘说，你觉得我像是大户人家出身吗？陶大春说，你比秦始皇家的出身还大气。
梅娘就满足地笑了。就在她抽完最后一口烟的时候，行刑士兵们的长枪都举了起来。预备，一名瘦脖子的军官在一边这样喊。
陶大春站在一边仍然定定地看着梅娘。所有的人都开始喊共产党万岁，只有陶大春清晰地听到了梅娘的喊声。梅娘是面朝着枪手们站立的，她大声地吼叫着，我的三个孩子，你们要为我活下去！
那一刻陶大春的神经被梅娘的叫声击中，他突然觉得这批钢一样的人是他和他的党国所摧毁不了的。那天陶大春在枪响过后狼狈地离开了，他的脑门上渗出了虚汗。在那天晚上，陶大春一直不能入睡，他的耳朵里灌满了枪声。陶大春固执地认为，他可能得了耳病。
第二天早上黄杨木把一张《申报》交给了苏响，苏响看了一眼以后，仔细地把报纸折了起来藏在口袋里。报纸上面有梅娘等人被执行枪决的消息，苏响轻声说，姐。苏响又轻声说，姐。苏响再轻声说，姐姐姐姐姐……苏响呜咽起来，说姐我承认你是书香门弟。苏响这样说着的时候，一边的黄杨木眼圈红了。黄杨木说，她是我亲姨。苏响知道，无论是鲁叔，还是梅娘，还是自己，还是其他的人都把整个家掷在了血与火中锻打。有时候，他们都来不及留下自己的真实姓名。这天黄杨木向苏响传达了组织上的一个新的命令，让苏响转道香港去台湾建立六号电台。苏响接受了命令，她从这间借来暂居的狭小小屋的床底下取出了手风琴，十分专注地拉了一曲《三套车》。有五月的风从窗口漾进来，吹起她的头发。慢慢地，她的脸上露出了微笑。那天黄杨木紧紧地拥抱了她，在他的心目中苏响永远是一个只能远观的女神。她刚洗的头发散发出阵阵发香，在此后黄杨木的记忆里，就一直有她的发香在飘荡。黄杨木软软地跪了下去，双膝着地，脸紧贴着苏响的小腹。苏响的手垂下来，抚摸着黄杨木略微有些卷曲的头发。她的手指头不经意地触到了黄杨木的脸，脸上湿漉漉的一片。
苏响说，孩子们在你那儿都好的吧。黄杨木说，都好。黄杨木又说，我把他们当成我自己的。苏响说，在我老家有一种不能长大的树，叫黄杨木。黄杨木说，可是我已经长大了。
苏响就笑了，说我明天早上八点就走。我到你那儿要看看我的孩子们，我怕以后看不到他们。
黄杨木说，好。但他们不能见你，在天亮以前，任何有可能引起麻烦的事都不能做。
苏响又笑了，说黄杨木，你果真长大了。这是一个五月的雾茫茫的上海清晨，苏响站在一座小院的院门外，她的身边放着一只皮箱。她穿着一袭蓝旗袍，隔着门缝看黄杨木和卢扬、程三思、陈东按高矮站成一排。
黄杨木说，现在让我们一起来唱《送别》，长亭外，古道边，预备唱。三个孩子用稚嫩的声音开始唱歌：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一壶浊酒尽余欢，今宵别梦寒……在歌声里苏响决然地拎起了皮箱，大步流星地走在上海的街道上。她一边走，一边泪流满面，合着孩子们的歌声一起大声地唱着：一壶浊酒尽余欢，今宵别梦寒……而她的皮箱夹层里，藏着的是一台被分解的电台。
后话
上海解放了。黄杨木带着卢扬、程三思和陈东去了慕尔堂，他看到马大为牧师在慕尔堂门口伺弄一些鸽子。那些鸽子振振翅膀，咕咕欢叫着飞向了天空。
马大为牧师喜欢模仿外国人的模样，他不停地耸肩，说一些简单的英语单词。卢扬、程三思和陈东一下子爱上了那些鸽子，他们不停地喂鸽子吃面包屑。马大为牧师耸耸肩说，主会保佑你们的。
黄杨木是少数几名转到新成立的上海市公安局上班的地下工作者之一，地址是福州路185号原国民党上海市警察局。黄杨木坐在高大宽敞的办公室里，干的是他的老本行，主要负责敌特情报收集与侦破工作。与此同时，苏响奉命由香港维多利亚港天星码头去了台湾，抵达基隆组建六号电台。不久，工委委员蔡人培被捕获，把整条共产党地下交通线全部招出，国民党保密局密捕苏响。而此时苏响已经听到风声飞往浙江舟山。那时候舟山还没有解放，缉拿在逃女匪苏响的密令却已经先期到达舟山。在舟山沈家门镇一家充满鱼腥味的医院里，苏响潜藏了整整七天，遭到了国民党保密局人员的搜捕。当陶大春出现在她面前的时候，苏响正以病人的身份躺在病床上。陶大春说，对不起。
苏响笑了，说见到你很高兴。苏响从病床上起来被保密局特工带走了，在刑讯室，陶大春和苏响久久对视。
陶大春说，需要吃的吗？苏响说，不需要。陶大春说，那你需要钱？需要机票？
苏响说，不需要。陶大春说，需要自由？
苏响说，不需要。恐怕这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了。日本鬼子被打跑的时候，我们在上海街头碰到。你说胜利了，可是我没有说，因为那时候没有胜利。但是现在，快了。
陶大春无言以对。他明明是胜利者，他把苏响缉拿归案，但是他却没有一丝胜利者的喜悦。他爱着苏响，不然他的胸口不会刺上“苏响”两个字。可现在他差不多是杀死了苏响的人。
苏响在第二天就被执行了死刑命令。陶大春没有参加行刑，他根本就不敢参加。但是他带走了苏响的遗物，一张藏在怀表里的照片，一枚金戒指，和一支钢笔。这三样遗物和三个男人有关。
陶大春在这年的冬天奉命潜回上海进行破坏活动，完全由地上工作转为地下工作。望着黄浦江奔流的江水时，陶大春知道上海和中国都不再属于他的党国。他的青春和满腔热情都已经不在了。他租了一个亭子间，化名姜明泉深居简出。有一天黄杨木带着公安人员踢开了他的房门，那时候他的耳朵里还挂着耳机，他的手指头还按在敲击键上。黄杨木蹲下身说，久违了。
陶大春摘下耳机，狠狠地砸在了桌子上。他理了理衣领，扣紧第一粒扣子。其实他想吞掉衣领上的氰化钾，但是他最后还是没有勇气。他想起了陈曼丽丽吞掉衣领上的氰化钾的情景，这时候他明白，他永远都不是陈曼丽丽的对手，也永远不是苏响和梅娘的对手。因为她们敢死。
这时候黄杨木的耳朵里却灌满了滴滴答答的发报声。看到电台，他想起了苏响。
苏响的遗物就放在黄杨木的办公桌上。一张苏响和卢加南的合影；一枚金戒指，那是用程大栋的金牙打出来的；一支派克金笔，是陈淮安送给她的定情信物。黄杨木对着三件遗物慢慢地脱下了帽子。办公室的墙上，挂着一幅字。那是在六大埭梅娘的屋子墙上发现的，黄杨木把这幅字装裱了，挂在墙上。
这两个字是：捕风。黄杨木对着那堵墙说，姨娘，黑鸭子来和你接头了，她是来给你当发报员的。你仍然是译电员，我是你们的交通员。黄杨木的眼眶里蓄满了泪水，他到现在才知道，黑鸭子就是苏响的代号。这时候一场雪正在阳光下融化，黄杨木转眼透过窗子刚好看到一蓬雪从瓦楞上掉落，纷纷扬扬像一场雪雾。
这是后话。
致无尽的忧伤
——《捕风者》创作谈
2012年5月7号晚，此刻南方阵雨，我书房的墙壁上，栖着一只童年的蜻蜓。我不知道它是少男还是少女。我只知道所有的青春都像云烟，黑夜从四面八方向我奔袭，我眼前浮起的却是一幅幅画面：在车水马龙的旧上海，一个个年轻人穿越霓虹灯的光线，他们从容地集会、游行、散发传单、进行爱情，以及在一声枪响中倒下。
我坚信有一种职业，叫做捕风。捕捉着风的声音和风的信息。在杭州飞住北京的客机上，我虚构了这个叫做《捕风者》的小说。那时候我心情激动但外表平静，眼里看到的除了舱外浮云，还是浮云。我写下这个小说的第一个字的时候，女人苏响就以蜻蜓的姿势飞临我的书房。她从懵懂到明朗，从青涩到成熟，最后成为我党一名地下工作者。这些于我而言其实不重要，重要的是她一定有棉旗袍和丝绸，有首饰，有胭脂，有手表，有婀娜的舞姿，以及大把的青春。她生活在早已离我们远去的旧上海，像一场默片中出场的人物。她的人生必定短暂，也必定精彩。我十分愿意她是我的亲人。
极司菲尔路76号曾经在我的作品《旗袍》中出现，沙逊大厦、苏州河、六大埭和八大埭，以及提篮桥。我要如何将旧上海用我的笔复原，我要如何描摹《捕风者》中的三个女人，不同的境遇不同的人生路线却有着相同的信仰，她们一个又一个坚定地倒下，像一张随风飘落的梧桐叶片，如此静美。
这是一九四零年代的上海，我多么愿意生活在那个年代。即便矫情我也要号啕大哭，为如花的女人曾经的青春、爱情、理想，和无尽的忧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