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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是一个使命感很强的人。
他曾两次说，老天爷诞育万民，
就是要“使先知觉后知，使先觉觉后觉”，
让我们这些社会精英去启迪和教育人民。
国王培训班
马陵之战五年后，孟子到了魏国。
这时的魏国已迁都大梁，所以魏惠王也叫梁惠王。梁惠王是战国七雄中除楚以外第一个称王的，可见魏国实力之雄厚。然而五年前，他们败于齐国孙膑；第二年，又败于秦国商鞅。梁惠王很是着急。
因此，孟子来见他时，梁惠王开口便说：老伯！不远千里而来，总该对寡人的国家有点好处吧？
孟子却顶回去：王！何必言利，讲讲仁义就好。[1]
这真是话不投机。
话不投机是肯定的。因为梁惠王的切肤之痛，是“兵三折于外，太子虏，上将死，国以空虚”，很需要有些管用的东西，哪有工夫听这老头慢慢吞吞讲仁义？[2]
呵呵，梁惠王有实际需求，孟轲则空谈误国。
但，孟子却非讲不可。
这是他的使命。
孟子是一个使命感很强的人。他曾两次说，老天爷诞育万民，就是要“使先知觉后知，使先觉觉后觉”，让我们这些社会精英去启迪和教育人民。这样的事情，我们不做，谁做，又有谁能做？[3]
是的。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4]
所以孟子要办“国王培训班”，给他们换脑子，讲王道和仁政。培训班起先开在齐国，学员是齐宣王，授课方式则是一起聊聊。
哈，启发式。
有一次，孟子与齐宣王聊音乐。
孟子说：听说王上喜欢音乐，有这事吗？
宣王马上就脸红了。因为他喜欢的并非古典音乐，而是流行歌曲。这在贵族，是丢人的。
孟子说：喜欢流行歌曲也没什么不好，音乐都是一样的嘛！不过臣想问一个问题：王上认为欣赏音乐，是一个人快乐呢，还是跟别人一起快乐？
宣王说：当然是跟别人一起啦！
孟子又问：是跟少数人快乐呢，还是跟多数人一起快乐？
宣王说：当然是跟多数人啦！
孟子说：那么好了，跟全国人民一起快乐，岂不是最快乐？要知道，与民同乐，就是王道呀！
齐宣王问：王道和仁政，怎样实行呢？
孟子说：减轻人民负担，放宽各项政策，关注弱势群体，就像周文王当年那样。
宣王说：先生这话说得真好！
孟子说：王上既然认为好，为什么不做呢？
宣王说：寡人有病，喜欢钱财。
孟子说：这有什么关系？王上喜欢钱财，老百姓也喜欢，王上跟民众一起喜欢不就行了？
宣王又说：寡人有疾，寡人好色。
孟子又说：这有什么关系？王上喜欢女人，老百姓也喜欢，王上跟民众一起喜欢不就行了？[5]
齐宣王无话可说，但也不照做。
孟子只好去培训梁惠王。
梁惠王那里就更谈不拢。想想也是，秦国用谁？商鞅。楚国用谁？吴起。齐国用谁？孙膑。结果怎么样？富国强兵，转败为胜，称霸称王。这样的事孟子做得了吗？做不了。那梁惠王为什么要听他的？[6]
也只好霸王硬上弓。
孟子问：用棍子杀人和用刀子杀人，有区别吗？
梁惠王说：没有。
孟子又问：用刀杀人和用政治杀人，有区别吗？
梁惠王说：也没有。
孟子就说：现在，王上厨房有肥肉，马厩有骏马，民众却面有菜色，田有尸体。这是什么？是率领野兽来吃人！兽类相残，人类尚且厌恶；主持国家政治，却率领野兽来吃人，又有什么资格为民父母？[7]
呵呵，这哪里是上课，明明是训人。
孟子为什么要这样教训国王？
难道他要革命么？
也许是的。
无民权，就革命
孟子确实像革命党。
有一次，齐宣王问：武王伐纣，有这事吗？
孟子说：史书上有。
宣王又问：臣弑其君，也可以吗？
孟子马上硬邦邦地回答：破坏仁的叫作贼，破坏义的叫作残，贼仁残义的就叫作独夫。我只听说打倒了独夫殷纣，没听说过什么弑君不弑君的！[8]
又一次，邹穆公遇到难题。
邹穆公告诉孟子，前些时我们跟鲁国发生冲突，寡人的官吏死了三十三人，民众却袖手旁观。这事让寡人左右为难。杀了这些见死不救的吧，杀不完；不杀吧，又实在咽不下这口气。先生，请问该怎么办？
谁知孟子却幸灾乐祸。
孟子说：活该！谁让他们平时对老百姓不好！这下老百姓可逮住报复的机会了。[9]
晚清的革命党，也不过如此吧？
但，为什么？
因为在孟子那里，民权高于君权。孟子说——
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10]
也就是说，民权第一，政权第二，君权第三。君，可以高高在上，可以养尊处优，可以也应该独一无二，叫“天无二日，民无二王”。但，如果他不合格，就不能享受这份尊崇，人民也就有权利革命。[11]
这，也是国王培训班的课程内容。
一次，孟子问齐宣王：有人要出差，把老婆孩子托付给朋友，回来后却发现老婆孩子在挨饿，在受冻。对这样的朋友，该怎么办？
宣王说：绝交！
孟子又问：如果长官管不了部下，该怎么办？
宣王说：撤职！
孟子再问：一个国家政治搞不好，又该怎么办？
齐宣王该怎么回答？
王顾左右而言他，看着随从们说别的去了。[12]
但孟子还有机会。
又一次，齐宣王问：公卿都相同吗？
孟子说：不同。有同宗之卿，有异姓之卿。但他们的职责，都是君王有了大的过错就要劝阻。如果反复劝阻还不改，就要采取行动。
宣王问：同宗之卿会怎么样？
孟子说：废了那王！
宣王一听，脸色刷地一下就白了。
孟子说：王上不必紧张。王上问臣，臣不敢不实言相告。照道理说，是这样。
宣王的脸色这才恢复正常。
又问：如果是异姓之卿呢？
孟子说：拂袖而去！[13]
哈，还是不要那不合格的君主！
毫无疑问，孟子从来就没反对过君主制，也不认为君臣关系是平等的。但他跟孔子一样，不讲平等，却讲对等。对等，就是我有义务，你也有；你有权利，我也有。大家礼尚往来，谁都不能盛气凌人。用孔子的话说，就是“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14]
忠诚与客气，不平等，但对等。
孟子却没那么温良恭俭让。他的说法是——
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15]
也就是说，你把我当什么人，我就把你当什么人；你不把我放在眼里，我就把你当敌人。
呵呵，你不仁，休怪我不义。
但，这也顶多是翻脸，为什么要革命呢？
更重要的是，人民为什么就有权革命呢？
因为君权来自民权。
有一次，学生万章问：尧把天下让给舜，有这事吗？
孟子说：没有！没人能把天下让给别人。
万章说：那么舜的权力，是谁给的？
孟子说：天给的。
万章问：上天授权时，反复叮咛告诫了吗？
孟子说：没有。天是不说话的，但上天会看人民群众的反应。民众满意谁，天就授权谁。天子之权是上天和人民共同授予的，叫“天与之，人与之”。[16]
对，双重授权，或共同授权。
这很了不起。
更了不起的是，孟子还同时引用了《尚书·泰誓》的一句话，叫“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这样一来，上天和人民的共同授权，就其实是民授。
话说到这个份上，已堪称伟大。
我们知道，一个国家或一个政权是否民主，关键就看授权主体。政权民授，就民主；神授，就君主；自授，就专制；不讲授权，黑社会都不如。
然而，自从周人确立了“君权天授”的观念，授权问题就被视为已经解决，不再有人讨论。重新提出这个问题，明确把授权主体界定为上天和人民，而且“名为天授，实为民授”，孟子是第一，也是唯一。
但，古代中华史的民主传统，也就仅此而已。
君权来自民权，所以民权高于君权，这就是孟子的思想，也是他与诸子的区别：老子和庄子不要君权，也就无所谓民权；墨子和韩非主张集权，则君权高于民权。
先看韩非。
守住你的王冠
其实，韩非也有“国王培训班”。
学员里，也有梁惠王。
当然，韩非出生时，梁惠王早已去世，韩非不可能给他上课。上课的人，叫卜皮。
卜皮也是法家。
梁惠王说：先生走南闯北见多识广，据先生所知，寡人的名声怎么样？
卜皮答：臣听说王上是慈惠的人。
梁惠王听了十分高兴，洋洋得意地问：那寡人的慈惠到了什么地步呢？
卜皮答：到快亡国的地步了。
惠王大吃一惊：慈惠不是行善吗？怎么会亡国？
卜皮说：慈则不忍，惠则好施。结果是什么呢？必然是该杀的不杀，不该赏的乱赏。如此这般地“有过不罪，无功受赏”，岂有不亡之理？[17]
此事不知是真是假，但被韩非编进了教材，用来培训各国国王。只不过，韩非的课程内容跟孟子是相反的。孟子讲王道，韩非讲霸道，而且是横行霸道。
为什么横行霸道？
因为社会风气如此，时代精神也如此。
韩非说，有一年齐国伐鲁，鲁国派孔子的学生子贡去进行外交斡旋。子贡滔滔不绝说了半天，齐人却一句话就打发了他。齐人回答说，先生的话确实说得漂亮，但我们就是来抢地盘的，漂亮话管什么用？
结果，齐把国境线划到了鲁国都城门前十里。
这，难道不是横行霸道？
于是韩非说，不要再扯什么仁义道德，扯什么兼爱天下，扯什么温良恭俭让，谁讲谁倒霉，因为时代变了。这个变化，也可以概括为一句话——
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18]
也就是说，人际关系也好，国际关系也好，都是利益关系。只不过，利益的获取，最早是“揖让”，后来是“巧取”，现在是“豪夺”。如此而已。
是啊，所有的脸都撕破了，何必再来粉饰太平？
君臣关系，也如此。
我们知道，在儒家那里，君臣是被看作父子，邦国是被看作兄弟的。对此，韩非的反应是一声冷笑：亲如父子？就算真父子、亲兄弟，又如何？楚成王，不是被他亲儿子逼死了吗？[19]齐桓公，不是把他亲哥哥杀掉了吗？[20]君仁臣忠，父慈子孝，兄爱弟友，管用吗？
不管用。
什么东西管用？
利益。人君最大的利益，是称王称霸；人臣最大的利益，是富贵荣华。只要协调好关系，让双方都实现利益最大化，就OK。爱不爱的，没什么意思吧？
于是韩非得出结论——
君不仁，臣不忠，则可以霸王矣！[21]
哈！孟子培训班的课桌，都要掀翻了。
不过，这里面有问题。
什么问题？
如果臣下不安于位，也想为君，怎么办？
这是完全可能的。因为天底下最大的利，莫过于为君为主。故臣弑君，子谋父，弟篡兄，史不绝书。从春秋到战国，更是一顶顶王冠落地，一座座火山爆发，各路诸侯真不知如何守住自己的王位。
对此，韩非有办法吗？
有。
什么办法？
两面三刀。
所谓“两面”，就是奖与惩，赏与罚，也叫德与刑，韩非称为“二柄”。这当然管用。因为人之常情，无非趋利避害；刑德二柄，则无非威胁利诱。这里面有甜头也有苦头，唱红脸也唱白脸，所以是“两面”。[22]
与“两面”相配套的是“三刀”，即势、术、法。势就是威势，术就是权术，法就是法规。其中，威势是前提也是基础。韩非说得很清楚，飞龙和腾蛇一旦掉到地上，就跟蚯蚓、蚂蚁没什么两样。由此可知，权力和威势才是靠得住的，其他都靠不住。[23]
有了权威，还得会用。怎么用？用权势建立威望，用权术对付臣下，用法规制服人民。势立威，术驭臣，法制民，都是人君手中的指挥刀。
看来，韩非的治术，有明有暗，软硬兼施。刑罚就是公开的硬控制，权术就是暗地的软控制。君主无术，就受制于人；民众无法，就犯上作乱。这就叫“君无术则弊于上，臣无法则乱于下”。[24]
但，术和法虽然两手都要硬，用法却不同。
权术是用来对付官员的，叫“潜御群臣”。[25]
法规是用来对付民众的，叫“一民之轨”。[26]
所以，权术要暗藏心底，法规要公之于众。实际上韩非的法，就是输入臣民们头脑中的程序。有此程序，他们将自动成为工蜂和工蚁。
韩非的蜂蚁社会就这样建成。在这个社会里，很显然只有君权没有民权。韩非的心目中，也根本就没有民权两个字。他的服务对象只有一个人，那就是君主。他对君主要说的也只有一句话：守住你的王冠！
君权至上，君主唯一，这就是法家。
这样的主张，墨子也会赞同吗？
恐怕不会。
人治出特务
没错，就算再世，墨子也多半不会赞成韩非。
这是可以猜出来的。
有一次，墨子问田齐的太王田和：现在这里有把刀，用它试着砍人的头，一刀就砍断了，锋利吗？
田和说：锋利。
墨子又问：一路砍过去，都是一刀就断，锋利吗？
田和说：锋利。
墨子再问：刀是锋利了，谁会倒霉呢？
田和说：试刀的人。
于是墨子最后发问：兼并别人的国家，消灭别人的军队，残害别人的百姓，谁会倒霉？
田和低头又抬头，想了又想说：我会倒霉。[27]
墨子讲这故事，当然是为了反战，并宣传他兼爱的主张。但他讲的道理却有普遍性，那就是轻易不要动刀。兵者凶器也，用之不祥。试刀的人有危险，献刀的也有，何况献的还是“两面三刀”！
法家，岂能被墨家所欣赏？
实际上，墨法两家有着本质的不同：法家是“为君主谋”，墨家是“为天下谋”。墨子的思想有一个总纲，就是“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这样的思想家，说他维护民权，好理解；说他不要民权，想不通。[28]
可惜这是事实。
毫无疑问，墨子从来没说过不要民权，更不可能公开主张专制。可以说，他甚至根本就没有想到自己的主义和践行，最终会导致独裁。但不可否认的是，他又确确实实把自己的组织变成了蜂蚁社会。那么请问，蜂蚁社会有可能是民权社会吗？在这种组织结构中，工蜂和工蚁也会有公民权吗？当然没有。
但，为什么会这样？
很简单，就因为墨子跟儒法两家一样，都主张社会要有序。只不过这个秩序的维护，儒家主张靠礼，法家主张依法，墨子却寄希望于人。
什么人？
领导人。
在墨子看来，领导人很重要。
墨子说，人类诞生之初，没有政治制度，也没有领导人（无政长）。于是，一个人有一个人的主张，两个人有两个人的主张，十个人有十个人的主张。人越多，主义就越多。所有人都说自己对，别人不对，互相攻击，互相批判。结果“天下之乱，若禽兽然”。[29]
这就是没有领导的严重后果。
可见，社会如果出了问题，一定有两个原因，一是“不相爱”，二是“无政长”。不相爱，就斗，因为没有人道主义；无政长，就乱，因为没有统一意志。
也因此，墨子开出了两副药方：针对不相爱的，是兼爱；针对无政长的，是尚同。
尚同的意思，前面已经说过，我们也已经清楚，那就是村民的意见由村长统一，乡民的意见由乡长统一，国民的意见由国君统一，全民的意见由天子统一。天子“一同天下之义”，诸侯“一同其国之义”。以此类推，所有的意志都能统一，天下秩序井然。
墨子认为，这就是政治的起源，也是政治的意义。政治，就是由英明的领导来统一意志。
这样的政治，当然是人治。
问题也就出在这里。
按照墨子的说法，人类之所以要政府，是为了统一意志；要天子，是为了统一思想。这就必须事先假设，政府一定是正确的，天子一定是圣明的，他们也一定都是兼爱的。否则，要他作甚？
那么，这个前提有保证吗？
墨子说有。因为从一开始，天子就是按照这个标准选出来的。而且，事实也证明他既贤良又圣明。比方说，一个村民做了好事或坏事，家里人并不全知道，乡里人也不全知道，天子却清清楚楚，直接下令或赏或罚。于是大家都说“天子之视听也神”。[30]
奇怪！他怎么知道的？
天知道！
墨子自己也知道说不过去。但为了维护人治，便又补充说，天子其实也不是神。他能够无所不知，是因为“使人之耳目助己视听”，也就是有人通风报信。
这当然也讲得通。不过我们还是忍不住要问：是谁通风报信告诉他的？人民群众吗？似乎不大可能。因为前面说的这些事，可是“其室人未遍知，乡里未遍闻”的。群众自己都不知道，怎么会去说？
只有一种解释：天子安排了卧底。
这岂不可怕？
其实，如果是群众去告发，就更恐怖，因为普天之下都是特务。这就比蜂蚁社会还要等而下之。工蜂和工蚁虽然没脑子，却也不会做特务。
可以类比的，是商鞅治下的秦国。那也是所有人都服从和听命于最高领导人的。只不过，在商鞅和商鞅以后的秦国，全民都是战士，或警察；在墨子和墨子设计的天下，全民都是特务，或卧底。哪个更可怕？
都可怕。
毫无疑问，这样一种社会也是不会讲民权的。这当然与墨子的初衷相去甚远，却又是逻辑的必然。因为墨子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社会的公平与正义，却从来不考虑个人的权利与尊严，也不知道没有个人的权利与尊严，就不会真正有社会的公平与正义。
那么，有人想到了这一点吗？
有。
谁想到了？
杨朱。
一毛不拔错了吗
先秦诸子中，杨朱最受误解。
已经没人知道杨朱的生平，我们只能推测他应该生活在墨子之后、孟子之前，影响力则跟墨子一样大。当时的思想界，不是赞成杨朱，就是赞同墨子，完全没孔子什么事。这可真是好生了得！[31]
那么，杨朱的主张又是什么？
一毛不拔。
什么叫“一毛不拔”？就是“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一毛不拔的成语，就从这里来。[32]
这确实一语惊人，更难让墨家接受。
是啊！墨子是为了天下，恨不得把腿上的粗毛细毛都磨光的；杨朱却即便有利于天下，也不肯拔一根毫毛。墨子一毛不留，杨朱一毛不拔；墨子毫不利己，杨朱毫不利人，当然针锋相对，百家争鸣也就由此而起。[33]
挑战杨朱的，是墨子的学生禽滑釐。[34]
这位学生，我们在上一章已经认识了。他就是带领三百个同学驻守在宋城的墨家大弟子。
禽滑釐问：拔先生一根毫毛，来拯救天下，干吗？
杨朱说：世道不是一根毫毛就能拯救的。
禽滑釐说：如果能，愿意吗？
杨朱不理睬他。
禽滑釐出门，把这事告诉了杨朱的学生孟孙阳。
孟孙阳说：你们是不懂先生的用心啊！还是让我来替先生说吧！请问，如果有人提出，痛打你一顿，给你一笔巨款，你干吗？
禽滑釐说：干！
孟孙阳又问：砍你一条腿，给你一个国家，干吗？
禽滑釐不说话。
于是孟孙阳说：与肌肤相比，毫毛微不足道；与肢体相比，肌肤又微不足道。这道理谁都懂。但，没有毫毛就没有肌肤，没有肌肤就没有肢体。那么请问，难道因为毫毛微小，就可以不当回事吗？
禽滑釐表示无话可说。
事实上，当孟孙阳问他拿一条腿换一个国家愿不愿意时，禽滑釐就已经清楚，后面等着他的问题必定是：砍掉你的脑袋，给你整个天下，干不干？
那也能同意吗？
好嘛！脑袋不能砍，腿就能剁吗？腿不能剁，肉就能挖吗？肉不能挖，皮就能撕吗？皮不能撕，毛就能拔吗？要能就都能，不能都不能。
这就是逻辑。
墨家是讲逻辑的，所以禽滑釐无话可说。
孟孙阳的话，却意义重大。
没错，整体利益确实大于局部利益。就连孟孙阳，也说“一毛微于肌肤，肌肤微于一节”。但这绝不意味着局部就是可以随便牺牲的，因为整体不过是局部之和。你不把局部利益当回事，今天牺牲一个，明天牺牲一个，请问那整体利益最后还有吗？
所以，不要说什么“大河不满小河干”。事实是：大江大河都由涓涓细流汇集而成。如果所有的泉水、溪流、小河都干了，还会有长江、黄河吗？
同样，如果所有的个人利益都牺牲了，请问，还有集体利益、国家利益、天下大利吗？
因此，别把小民不当人。
或者说，不要动不动就以国家天下的名义，任意侵犯和剥夺个人的权利。
没错，相对于国家和天下，个人或许有如毫毛。然而毫毛也是命，小民也是人。谁要把我等小民不当回事，随随便便就拔了，对不起，不干！
这就是一毛不拔的意义。
但，如果拔一根毫毛就能拯救天下，也不干吗？
当然干。
只不过，得问清楚三个问题。
首先，拔一毛真能救天下吗？好像不能，因为“世固非一毛之所济”。既然不能，为什么要拔？
其次，谁来拔？如果是自己，那叫自我牺牲，无私奉献，应该尊敬。如果是别人，是集体，是国家，是公权力部门，那就要问他们凭什么？
这个问题不能不问。要知道，国家权力是全体公民让渡的。公民让渡权利之总和，即国家权力。那么请问，我们让渡了生命权吗？没有。除去法定必须缴纳的税款，让渡了其他财产权吗？也没有。
那么请问，凭什么拔我们的毛？
当然，军人、刑警、消防队员等等，是让渡了生命权的。参军入伍，即是签订让渡协议。但他们没有让渡财产权。他们的生命，也不是用来挥霍的。
这就必须问第三个问题：拔下毫毛干什么？
在当时的情况下，也只能用于满足大小统治者的骄奢淫逸。这是一种剥削，甚至掠夺。只不过，这种剥削和掠夺打着“大公无私，利国利民”的旗号。所谓“拔一毛而利天下”，则不过圈套和陷阱：先哄骗我们献出毫毛，再哄骗我们献出肢体，最后哄骗我们献出生命。
因此，对付的办法，就是干脆把话说到底：别说要我的命，就算只要一根毫毛，也不给！
也许，这就是杨朱他们寥寥数语背后的思想逻辑。
这样看，一毛不拔有错吗？
没错。
于是杨朱的思想，便成了中国历史上，甚至世界历史上的第一份人权宣言。
人权宣言
杨朱的人权宣言全文如下——
损一毫利天下不与也，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
人人不损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35]
这份宣言言简意赅，总共只有两段话。第二段无须解释，那就是道家思想的源头，后来由庄子这样表达：真正的好社会，就是所有人都相忘于江湖，谁也不用救助，谁也不用牺牲。由此推论，当然也谁都可以一毛不拔，因为根本就无须一毫。
庄子与杨朱，一脉相承。
但更值得关注的，还是第一段。
第一段包括两句话，它们可以这样理解和翻译：要我牺牲自己来满足天下，我不干；要我尽取天下来满足自己，也不干。这就是杨朱思想的完整版。
很显然，杨朱在这里又是极而言之。他设置了两个截然相反根本对立的极端：损一毫，悉天下。悉天下，就是尽取天下，或遍取天下。这实在超乎想象。损一毫，则微不足道。天壤之别呀！
于是我们不能不怀疑：这个匪夷所思无人企及的“悉天下”，是不是托？因为在杨朱这里，悉天下和损一毫，是矛盾对立的双方。因此，反对悉天下，就得赞成不损一毫。做不到悉天下，就得支持一毛不拔。
这，岂非逻辑陷阱？
显然，要想侦破此案，就得问杨朱一个问题：不悉天下，只取一毫，行不行呢？
可惜没人问过。
但答案却不难得知。因为按照孟孙阳的逻辑，拔一毫就会断十指，断十指就会奉五脏，奉五脏就会献全身。那么同样，可以取一毫，就可以十毫、百毫、千万毫，最后势必是尽取天下。
所以，既然一毛不拔，那就一毛不取。
讲得通吗？
讲得通。
实际上，杨朱虽然毫不利人，却也毫不损人。岂止不损人，甚至不损物。杨朱说，智慧之所以可贵，就因为保护自己。武力之所以可鄙，就因为侵犯别人，包括侵犯小动物和自然界。这就叫“智之所贵，存我为贵；力之所贱，侵物为贱”。当然，人类为了生存，不能不利用他人和他物。但，可以利用，不能占有。如果蛮横地私自占有，就叫“横私”（横读去声）。
横私就是霸占。而且，一切占有都是霸占，因为产权不是我们的。不但小动物和自然界，就连我们自己的身体也不是。那是谁的？天下的。因此，蛮横地占有自己，就叫“横私天下之身”；蛮横地占有自然，就叫“横私天下之物”。
这两种，都是杨朱反对的。
那该怎么办？
公天下之身，公天下之物，把原本属于天下的还给天下，变成全世界全人类的共同所有。
对，天下为公。
这不是墨子的理想吗？
正是。杨朱与墨子，分道扬镳，殊途同归。
实际上墨子与杨朱，就像孟子与韩非，都是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孟子与韩非，是民权与君权。孟子捍卫民权，韩非保护君权。墨子与杨朱，是公权与私权。墨子主张公权，杨朱维护私权。他的“损一毫利天下不与也，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就既是人权宣言，又是维权声明。
是这样吗？
当然是。事实上，这句话是有主语的。主语就是“古之人”，即古代领导人。我们知道，借古是为了讽今。因此，它又可以这样翻译：要我牺牲自己满足天下，我不干；你们尽取天下满足自己，也不行。
这，岂非维权？
当然是。而且，他维护的还不是笼而统之的民权，而是每个人的个人权利——私权。
私权重要吗？
很重要。
私权是相对于公权而言的。前者叫私权利，后者叫公权力。没有私权利的让渡，公权力就没有合法性，也没有必要性。因此，公权力绝不能侵犯私权利。哪怕你号称大公无私，或者用其他什么名义，也不行。
没有私权，就不会有公权。
没有私权，也不会有人权。
可惜这一点，我们常常忘记，甚至不知道。
这当然是有原因的。
原因就在我们民族历史上的所有制，既非公有（公共所有），又非私有（个人所有），而是家有（家庭所有，或家族所有）。没有私产（个人财产），哪有私权（个人权利）？
因此我们的文化内核，必然是“群体意识”（请参看《奠基者》）。在这样一种文化环境和文化氛围中，讲公权就政治正确，讲私权则难免风险。于是，我们就不敢讲，不想讲，甚至不会讲了。
由是之故，杨朱的私权论一发表，就震惊天下。同样由于这个原因，他也很快就被污名化和妖魔化。人们一知半解地嘲讽着他的“一毛不拔”，不知道“人人不损一毫，人人不利天下”，才真该是理想。
承接了杨朱思想血脉的，也许只有庄子。
庄子是超凡脱俗的，他似乎并没有卷入这场君权与民权、公权与私权的论争。但作为诗人哲学家，他却诗意地思考和回答了一个同样重要的问题——
人生的意义是什么，生命的价值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