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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那天开始，我的记忆就是在爸爸妈妈的小家与外公外婆的老宅之间切换。大概在我两岁那年，妈妈搬出了天潼路的老房子。单位给她分配了一套房子，在黄浦区的江西中路。那是上世纪三十年代的老建筑，就连电梯都是那时的旧物。一家三口住很小，但有个突出在楼房外立面的阳台，雕花的铁栏杆两边，还有真正的巴洛克风格的罗马柱，就像站在古城堡的塔楼上——只有三楼，我却已感到在很高的地方，抬头眺望对面大楼的屋顶之上，隐约可见外滩海关大厦的钟楼。那时我想到一个说法，这里是“外滩的屁股”。杂乱无章的天际线上，我经常看着那里发呆，依稀记得某个凌晨，我就这么趴在阳台上，看着天空从黑变紫直到泛出鱼肚白。
但是，我爸我妈都要上班，像我们这种双职工的孩子，通常都交给老人来带。因此，我的大多数童年时光，都是跟外公外婆住在一起，恰好我也是他们唯一的外孙。许多个傍晚，爸爸将我放在自行车后座上，骑过苏州河边，穿过老闸桥，从一条小巷子进入天潼路799弄。那条弄堂地下铺着石板，小时候丝毫不觉得狭窄逼仄，因为小孩眼里一切都是大的。外公外婆就住在59号的过街楼上，穿过一道陡峭狭窄的木头楼梯，就到了时常散发着白兰花香气的房间。透过地板下的缝隙，可以看到底下的门洞。我特别喜欢爬上小阁楼，趴在屋顶突出的“老虎窗”边，原来那块狭窄的长方形的蓝色天空，一下子变得如此辽阔。眼底是大片的黑色瓦楞，偶尔长着青色野草，再远望仍是层层叠叠的瓦片，头顶不时飞过邻家养的大队鸽子……那时最爱看《聪明的一休》，那个挂在屋檐下布扎的小白人，现在的孩子都不知道了。我常在黄梅天的雨季，趴在阁楼的老虎窗边，看着密集的雨点落在窗上，看着阴沉的天空乌云密布，幻想屋檐下也有个小白人随风飘舞，全世界都在风雨中寒冷发抖——后来特别喜欢宫崎骏的《千与千寻》，不仅因为大师与我同名，更因为电影里那个城堡式的亭台楼阁的世界，那些高悬于墙面的窗户都像极了我的小阁楼。
而我就读过的第一个小学，也在天潼路799弄的尽头，几乎紧挨着苏州河，是闸北区北苏州路小学。那个校舍可是个老洋房，我妈给我报了个美术班，也在这所小学，叫菲菲艺术学校，可惜我不能再把我的学校和我的阁楼画出来了。
我一直在想，那栋老房子里，究竟还发生过哪些秘密？一定会有的吧，就算不是在我家，隔壁邻居的楼上楼下，总有些不为人知的往事。
今晚，这个秘密就在眼前，就像一只被加热的瓶子，再调大些火候，就会彻底爆裂。
小东阿姨、青青阿姨，还有我妈，她们三个人里，至少有一个在说谎。不过，也有一种可能，就是——她们三个全都说谎了。
但，我又不可能指望她们自己说出来。忽然，我清了清嗓子，第一次高声说：“我去档案局调高考的考卷——一九七七年你们的考卷，好吗？”沉默。比打在屋顶上的暴风雨更沉默，沉默得震耳欲聋。子夜，零点。不知是谁要脱口而出之际，身后的精神病院却响起刺耳的声音。
警报声！
听得撕心裂肺的，我忍不住打开窗户，风雨小了些，荒野里亮起几束光，从精神病院方向，变成几个人影，推开这间餐馆的门。
几个不速之客，分别穿着白色外套，两个强壮的男护工，还有个人似是医生模样，却并非刚才那个男人。
“对不起，你们是什么人？”这些家伙就像审问似的，仿佛我们是逃跑的病人。
“我们是今天来探望病人的。”“哦，我记得。”医生眼里布满血丝。
“前面的公路被水淹了，我们在这里躲雨。”我这样跟他解释。“今晚有没有见到其他人？”说话同时，两个护工在小餐馆里转悠，包括厨房和厕所也没放过。“是有精神病人脱逃了吗？”说话的是小东阿姨，看到对方点头，她已猜到几分，回头问：“是他吗？”“你们看到他了？”
“是不是个三十来岁的男人，看起来斯斯文文的？”医生说着拿出一张精神病院的表格，写着病人的名字，还有张大头照，赫然就是几小时前，出现在这里的神秘男人。
“他是病人？”青青阿姨快要晕过去了，我妈扶了她一把。我保持镇定道：“他说是精神病院的医生。”“嗯，这就是他最显著的症状，妄想自己是资深的精神学科医生，这样就能解释他为何一直住在精神病院了。”说话的才是真正的医生，为了让我们确信他不是精神病人，他掏出医生胸牌给我们看了一遍。“你们才发现？”
“晚上点名时发现人不见了，调出的监控录像显示，下午他就逃出去了。”
“嗯，我们是见到他了，在这儿吃了碗葱油拌面，还跟我们聊了一会儿天，将近十点钟离开的。”
“册那，这疯子够胆大的，明明逃出了精神病院，还在门口坐了那么久！”一个护工往地上吐了口唾沫。
“现在雨小了，路应该通了，你们有车就快回去吧，留在这里很危险，两年前，有个性变态的病人逃跑，躲在附近一间农舍，杀了那全家。虽然今晚逃走的病人没有暴力倾向，但还是要小心点。”
其实，早知道那个王八蛋是精神病，就算外面下冰雹，也得快点回去了。
我重新发动车子，妈妈坐在我身边，小东阿姨和青青阿姨坐在后排。午夜，雨刷刮开风挡玻璃上的雨点，瀑布般流淌下来，远光灯前的郊外小道，不知哪里潜伏着精神病人。今晚，犹如蒲松龄的世界，妖异而模糊。
谁都没说话，但我能感到她们的出气声，不约而同地松了口气，仿佛各自庆幸——精神病人的鬼话，谁信啊！
小心地开了不到十分钟，道路上的积水果然退了，车速加快。忽然，灯光中蹿过一道黑影，几乎紧贴地面飞过。我无法躲闪，急刹车也来不及，若是猛打方向盘，很可能冲进路边水沟，只能闭上眼睛碾压过去。再停车。
刚才微微一颠，车轮下好像碾过了什么。其他人也感受到了，小东阿姨回头看着，青青阿姨却催促我快点往前开。
我手心里都是汗珠，窗外的雨越来越小，车里却仿佛暴雨一场。但我犹豫片刻，还是选择踩下了油门。
不知道轧着了什么。命运吧，我想。
继续往前开去，很快摆脱了乡间公路，上了回市区的高速。车里的三个女人，依然寂静一片。虽然她们都很疲倦，但我想一个都不会睡着。我重新打开电台，深夜的古典音乐频道，响起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主题狂想曲》……那一晚，在送我妈和她的闺蜜们回家的路上，不知为何，我的脑中却浮现起那个穿着海魂衫的男子。他叫志南，死的时候，应当比我年轻，死在车轮底下，死在一座孤岛上。一个月后。
我托了许多层关系，包括档案局的领导，依旧无法调出一九七七年的高考试卷。
但我查出了抗美的高考成绩单。结果却让人惊诧，她的总分不高，远远低于最低分数线，主要的原因在于，其中有一门课考了零分——语文。语文零分？
这怎么可能？若说数学零分，倒也情有可原，语文从来没有零分的，就算作文打了零分，其他也不可能全错，除非交白卷。
但我没有看错。档案馆的灯光下，明亮却不刺眼。我看着这份成绩单，眼前成排的台子宛如课桌，紧闭的大门有管理员守着，宛如三十多年前的监考老师。而我就是小东，或者青青，或者抗美，坐在决定命运的椅子上，看着想象中的试卷……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仿佛闻到白兰花的香味，外公外婆的小阁楼里的气味啊。
离开档案馆，我直接开车去了精神病院，独自一人。回到那栋灰暗的建筑前。门口的小餐馆已经关闭了，取而代之的是送盒饭的快递员，大概还是有医生和护士不满意伙食。但我没有看到抗美阿姨。医生说一个月前，我们去探望过抗美以后，她的情绪就极不稳定，现在必须隔离，什么人都不能见。那个医生，就是子夜时分带着护工出来追捕逃跑的精神病人的那位。
他说，那个把自己想象成精神病医生的病人，到现在也没有被抓到。因为没有暴力犯罪的前科，公安局没有下达通缉令或协查通告之类的。好在那个人没什么家属，从小就父母双亡，否则家属们要被烦死了。不过，院长还是为此写了好几页检查。
“逃跑的精神病人，跟抗美阿姨的关系好吗？”“他们几乎是彼此唯一的朋友……事实上，抗美把他当作自己的儿子，经常管他叫学文。”“学文早就死了十多年了。”“我知道。”
“医生，这么说来，抗美把自己的一辈子，全都倾诉给了那个病友？而那个人，就在抗美的面前伪装成医生？”
“嗯，他最喜欢给人做逻辑分析，除了假装给人看病，还经常给人分析各种疑问，许多秘密真的被他说准了——说实话，如果没有精神病的话，他会是一个非常出色的警官，或是推理小说家。”
说到这里，我才发现医生的办公室里，摆着一排日本与欧美的推理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