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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不让我进去。
我看见他们推着他，穿过一些双层门，我跟在后面，冲进一扇又一扇的门，闻到碘酒和消毒水的味道，但我所来得及看到的，是两个戴着手术帽的男人和一个穿着绿色衣服的女人围在轮床之上。我看见白色床单从轮床侧面垂落，拂着污秽的花格地砖。一双鲜血淋漓的小脚从床单下面伸出来，我看见左脚大脚趾的指甲被削掉了。接着有个穿蓝色衣服的高壮汉子用手掌压住我的胸口，将我从门口往后推，我的皮肤能感觉到他那冰凉的结婚戒指。我向前挣扎，咒骂他，但他用英语说你不能留在这儿，声音礼貌而坚决。“你必须等。”他说，领着我回到等候区。现在双层门在他身后砰地关上，透过门上狭窄的长方形窗口，我只见到那个男人的手术帽。
他把我留在一条宽大的走廊上，没有窗，墙边的金属折叠椅上坐满了人，还有人坐在薄薄的破地毯上。我又想尖叫。我想起上次有这种感觉，是跟爸爸在油罐车的油罐里面，埋在黑暗和其他难民之间。我想把自己撕成碎片，离开这个地方，离开现实世界，像云朵那样升起，飘荡而去，融进湿热的夏夜，在某个遥远的地方，在山丘上方飘散。但我就在这儿，双脚沉重如水泥块，肺里空气一泻而空，喉咙发热。无法随风而去。今晚没有别的世界。我合上双眼，鼻子里塞满走廊的种种味道：汗水和氨水的气味、药用酒精和咖喱的气味。整条走廊的天花板上布满昏暗的灯管，飞蛾围绕，我听见它们拍打翅膀的声音。我听见谈话声、默默的啜泣声、擤鼻声；有人在呻吟，有人在哀叹，电梯门砰地一声打开，操作员用乌尔都语呼喊某人。
我再次睁开眼，知道自己该做些什么。我四周环顾，心脏怦怦地在胸口跳动，耳朵听得见血液流动的声音。我左边有间又暗又小的储藏室，我在里面找到自己想要的东西。用它就好了。我从一堆折叠好的白色尼龙床单中抽出一条，带回走廊。我看见护士在休息室附近和一名警察交谈。我拉拉那名护士的手肘，问她哪个方位是西边。她没听懂，眉头一皱，脸上的皱纹更深了。我喉咙发痛，汗水刺痛了双眼，每次呼吸都像在喷火，我想我在哭泣。我又问一声，苦苦哀求，警察把方向指给我。
我在地面铺开那张滥竽充数的祷告毯，双膝跪倒，头磕在地上，泪水湿透了床单。我朝西弯下腰，那时我才想起自己已经不止十五年没祷告过了，早已把祷词忘得一干二净。但这没有关系，我会说出依然记得的片言只语：惟安拉是真主，穆罕默德是他的使者。现在我明白爸爸错了，真主真的存在，一直存在。我看到他在这里，从这条绝望的走廊的人群眼里见到。这里才是真主真正的住所，正是在这里，而非在那些发出钻石般明亮光芒的尖塔耸立的清真寺，只有那些失去真主的人们才能找到真主。真主真的存在，他必须存在，而如今我将祷告，我会祈祷他原谅我这些年来对他的漠然不觉，原谅我曾经背叛、说谎、作恶而未受惩罚，只有在我的危难时刻才想起他。我祈祷他如经书记载的那样慈悲、仁爱、宽宏。我朝西方磕头，亲吻地面，承诺我将会施天课，将会每天祷告，承诺我在斋月期间将会素食，而当斋月结束，我会继续素食，我将会熟背他的圣书中每个字，我将会到沙漠中那座湿热难当的城市去朝圣，也会在天房之前磕头。我将会践行所有这些，从今日后，将会每天想起他，只要他实现我的这个愿望：我的手已经沾上哈桑的血，我祈求真主，别让它们也沾上这个小男孩的血。
我听到呜咽声，意识到正是自己发出来的，泪水从脸上汩汩而下，流过嘴唇，让我尝到咸味。我感到走廊上每个人都在看着我，而我依然朝西方磕头。我祈祷。我祈祷别以这种我向来害怕的方式惩罚我的罪行。
星光黯淡的黑夜降临在伊斯兰堡。过了数个钟头，我坐在走廊外面一间通往急诊室的小房间的地板上。在我身前是一张暗棕色的咖啡桌，上面摆着报纸和卷边的杂志——有本1996年4月的《时代》，一份巴基斯坦报纸，上面印着某个上星期被火车撞死的男孩的脸孔；一份娱乐杂志，平滑的封面印着微笑的罗丽坞男星。在我对面，有位老太太身穿碧绿的棉袍，戴着针织头巾，坐在轮椅上打瞌睡。每隔一会她就会惊醒，用阿拉伯语低声祷告。我疲惫地想，不知道今晚真主会听到谁的祈祷，她的还是我的？我想起索拉博的面容，那肉乎乎的尖下巴，海贝似的小耳朵，像极了他父亲的竹叶般眯斜的眼睛。一阵悲哀如同窗外的黑夜，漫过我全身，我觉得喉咙被掐住。
我需要空气。
我站起来，打开窗门。湿热的风带着发霉的味道从窗纱吹进来——闻起来像腐烂的椰枣和动物粪便。我大口将它吸进肺里，可是它没有消除胸口的窒闷。我颓然坐倒在地面，捡起那本《时代》杂志，随手翻阅。可是我看不进去，无法将注意力集中在任何东西上。所以我把它扔回桌子，怔怔望着水泥地面上弯弯曲曲的裂缝，还有窗台上散落的死苍蝇。更多的时候，我盯着墙上的时钟。刚过四点，我被关在双层门之外已经超过五个小时，仍没得到任何消息。
我开始觉得身下的地板变成身体的一部分，呼吸越来越沉重，越来越缓慢。我想睡觉，阖上双眼，把头放低在这满是尘灰的冰冷地面，昏然欲睡。也许当我醒来，会发现我在旅馆浴室看到的一切无非是一场梦：水从水龙头滴答落进血红的洗澡水里，他的左臂悬挂在浴缸外面，沾满鲜血的剃刀——就是那把我前一天用来刮胡子的剃刀——落在马桶的冲水槽上，而他的眼虽仍睁开一半，但眼神黯淡。
很快，睡意袭来，我任它将我占据。我梦到一些后来想不起来的事情。
有人在拍我的肩膀。我睁开眼，看到有个男人跪在我身边。他头上戴着帽子，很像双层门后面那个男人，脸上戴着手术口罩——看见口罩上有一滴血，我的心一沉。他的传呼机上贴着一张小姑娘的照片，眼神纯洁无瑕。他解下口罩，我很高兴自己再也不用看着索拉博的血了。他皮肤黝黑，像哈桑和我经常去沙里诺区市场买的那种从瑞士进口的巧克力；他头发稀疏，浅褐色的眼睛上面是弯弯的睫毛。他用带英国口音的英语告诉我，他叫纳瓦兹大夫。刹那间，我想远离这个男人，因为我认为我无法忍受他所要告诉我的事情。他说那男孩将自己割得很深，失血很多，我的嘴巴又开始念出祷词来：
惟安拉是真主，穆罕默德是他的使者。
他们不得不输入几个单位的红细胞……
我该怎么告诉索拉雅？
两次，他们不得不让他复苏过来……
我会做祷告，我会做天课。
如果他的心脏不是那么年轻而强壮，他们就救不活他了……
我会茹素……
他活着。
纳瓦兹大夫微笑。我花了好一会才弄明白刚才他所说的。然后他又说了几句，我没听到，因为我抓起他的双手，放在自己脸上。我用这个陌生人汗津津的手去抹自己的眼泪，而他没有说什么。他等着。
重症病区呈L形，很阴暗，充塞着很多哔哔叫的监视仪和呼呼响的器械。纳瓦兹大夫领着我走过两排用白色塑料帘幕隔开的病床。索拉博的病床是屋角最后那张，最接近护士站。两名身穿绿色手术袍的护士在夹纸板上记东西，低声交谈。我默默和纳瓦兹大夫从电梯上来，我以为我再次看到索拉博会哭。可是当我坐在他床脚的椅子上，透过悬挂着的泛着微光的塑料试管和输液管，我没流泪水。看着他的胸膛随着呼吸机的嘶嘶声有节奏地一起一伏，身上漫过一阵奇怪的麻木感觉，好像自己刚突然掉转车头，在千钧一发之际避过一场惨烈的车祸。
我打起瞌睡，醒来后发现阳光正从乳白色的天空照射进紧邻护士站的窗户。光线倾泻进来，将我的影子投射在索拉博身上。他一动不动。
“你最好睡一会。”有个护士对我说。我不认识她——我打盹时她们一定换班了。她把我带到另一间房，就在急救中心外面。里面没有人。她给我一个枕头，还有一床印有医院标记的毛毯。我谢过她，在屋角的塑胶皮沙发上躺下，几乎立刻就睡着了。
我梦见自己回到楼下的休息室，纳瓦兹大夫走进来，我起身迎向他。他脱掉纸口罩，双手突然比我记得的要白，指甲修剪整洁，头发一丝不苟，而我发现他原来不是纳瓦兹大夫，而是雷蒙德·安德鲁，大使馆那个抚摸着番茄藤的小个子。安德鲁抬起头，眯着眼睛。
白天，医院是一座纵横交错的走廊组成的迷宫，荧光灯在人们头顶放射出耀眼的光芒，弄得人迷迷糊糊。我弄清楚了它的结构，知道东楼电梯那颗四楼的按钮不会亮，明白同一层的男厕的门卡住了，你得用肩膀去顶才能把它打开。我了解到医院的生活有它的节奏：每天早晨换班之前匆匆忙忙，白天手忙脚乱，而深夜则寂静无声，偶然有一群医师和护士跑过，去抢救某个病患。白天我警惕地守在索拉博床前，晚上则在医院曲折的走廊游荡，倾听我的鞋跟敲击地面的声音，想着当索拉博苏醒过来我该跟他说什么。最后我会走回重症病房，站在他床边嘶嘶作响的呼吸机，依然一筹莫展。
在重症病房度过三天之后，他们撤去了呼吸管道，把他换到一张低矮的病床。他们搬动他的时候我不在。那天晚上我回到旅馆，想睡一觉，最终却在床上彻夜辗转反侧。那天早晨，我强迫自己不去看浴缸。它现在干干净净，有人抹去血迹，地板上铺了新的脚踏垫，墙上也擦过了。可是我忍不住坐在它那冰凉的陶瓷边缘。我想像索拉博放满一缸水，看见他脱掉衣服，看见他转动刮胡刀的手柄，拨出刀头的双重安全插销，退出刀片，用食指和拇指捏住。我想像他滑进浴缸，躺了一会，闭上双眼。我在寻思他举起刀片划落的时候最后在想着什么。
我走出大堂的时候，旅馆经理费亚兹先生在身后跟上。“我很为你感到难过，”他说，“可是我要你搬离我的旅馆，拜托了。这对我的生意有影响，影响很大。”
我告诉我能理解，退了房。他没有收取我在医院度过的那三个晚上的房钱。在大堂门口等出租车的时候，我想起那天晚上费亚兹先生对我说过的：你们阿富汗人的事情……你们有些鲁莽。我曾对他大笑，但现在我怀疑。在把索拉博最担心的消息告诉他之后，我真的睡着了吗？
坐上出租车之后，我问司机知不知道有什么波斯文书店。他说南边几公里远的地方有一家。我们去医院途中在那儿停了一会。
索拉博的新病房有乳白色的墙，墙上有断裂的灰色装饰嵌线，还有本来也许是白色的珐琅地砖。跟他同间病房的还有一个十来岁的旁遮普族【Punjabi，生活在印度和巴基斯坦一带的民族】男孩，后来我从某个护士那里听到，他从一辆开动的巴士车顶跌下来，摔断了腿。他上了石膏的腿抬起，由一些绑着砝码的夹子夹住。
索拉博的病床靠近窗口，早晨的阳光从长方形的玻璃窗照射进来，落在病床的后半部上。窗边站着一个身穿制服的保安，嗑着煮过的西瓜子——医院给索拉博安排了24小时的防止自杀看护。纳瓦兹大夫跟我说过，这是医院的制度。保安看到我，举帽致意，随后离开房间。
索拉博穿着短袖的病服，仰面躺着，毛毯盖到他胸口，脸转向窗那边。我以为他睡了，但当我将一张椅子拉到他床边时，他眼睑跳动，跟着睁开。他看看我，移开视线。尽管他们给他输了很多血，他脸色依然苍白，而且在他的臂弯有一大块淤伤。
“你还好吗？”我说。
他没回答，眼望向窗外，看着医院花园里面一个围着护栏的方形沙地和秋千架。运动场旁边有个拱形的凉棚，在一排木槿的树影之下，几株葡萄藤爬上木格子。几个孩子拿着铲斗和小提桶在沙地里面玩耍。那天天空万里无云，一碧如洗，我看见一架小小的喷气式飞机，拖着两道白色的尾巴。我转向索拉博：“我刚跟纳瓦兹大夫聊过，他说你再过几天就可以出院了，这是个好消息，对吧？”
我遇到的又是沉默。病房那端，旁遮普男孩睡着翻了个身，发出几声呻吟。“我喜欢你这间房，”我说，忍住不去看索拉博缠着绷带的手腕，“光线明亮，你还能看到外面的景色。”没有回应。又是尴尬的几分钟过去，丝丝汗水从我额头和上唇冒出来。他床头的柜子上摆着一碗没碰过的豌豆糊，一把没用过的塑料调羹，我指着它们说：“你应该试着吃些东西，才能恢复元气。要我喂你吃吗？”
他看向我的眼睛，接着望开，脸上木无表情。我看见他的眼神依然黯淡空洞，就像我把他从浴缸里面拉出来时看到的那样。我把手伸进两腿之间的纸袋，拿出一本我在那间波斯文书店买来的《沙纳玛》旧书。我将封面转向索拉博。“我们还是小孩的时候，我经常读这些故事给你父亲听。我们爬上我们家后面的山丘，坐在石榴树下面……”我降低声音。索拉博再次望着窗外，我挤出笑脸。“你父亲最喜欢的是罗斯坦和索拉博的故事，你的名字就是从那儿来的，我知道你知道。”我停顿，觉得自己有点像个白痴，“反正，他在信里说你也最喜欢这个故事。所以我想我会念一些给你听，你会喜欢吗？”
索拉博闭上眼睛，将手臂放在它们上面，有淤伤的那只手臂。
我翻到在出租车里面折好的那页。“我们从这里开始，”我说，第一次想到，当哈桑终于能自己阅读《沙纳玛》，发现我曾无数次欺骗过他的时候，他的脑子里转过什么念头呢？我清清喉咙，读了起来。“请听索拉博和罗斯坦战斗的故事，不过这个故事催人泪下。”我开始了，“话说某日，罗斯坦自躺椅起身，心里闪过不祥之兆。他忆起他……”我给他念了第一章的大部分，直到年轻的斗士索拉博去找他的妈妈，萨门干王国的公主拓敏妮，要求得知他的父亲姓甚名谁。我合上书。“你想我读下去吗？接下来有战斗场面，你记得吗？索拉博带领他的军队进攻伊朗的白色城堡？要我念下去吗？”
他慢慢摇头。我把书放回纸袋，“那好。”我说，为他终于有所反应而鼓舞。“也许我们可以明天再继续。你感觉怎样？”
索拉博张开口，发出嘶哑的嗓音。纳瓦兹大夫跟我说过会有这样的情况，那是他们把呼吸管插进他的声带引发的。他舔舔嘴唇，又试一次。“厌倦了。”
“我知道，纳瓦兹大夫说过会出现这种感觉……”
他摇着头。
“怎么了，索拉博？”
他一边缩着身子，一边再次用粗哑的嗓音，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地说：“厌倦了一切事情。”
我叹气，颓然坐倒在椅子上。一道阳光照在床上，在我们两人中间，而就在那一瞬间，那张死灰的脸从光线那边看着我，它像极了哈桑的面孔，不是那个整天跟我玩弹珠直到毛拉唱起晚祷、阿里喊我们回家的哈桑，不是那个太阳没入西边的黏土屋顶时我们从山丘上追逐而下的哈桑，而是我有生最后一次见到的那个哈桑，那个我透过自己房间雨水迷蒙的窗户望着的、在夏日温暖的倾盆大雨中拖着行李走在阿里背后、将它们塞进爸爸的轿车后厢的哈桑。
他慢慢摇着头。“厌倦了一切事情。”他重复说。
“我能做什么，索拉博？请告诉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