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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说爸爸已经是加油站的经理，那老板没有给他提供医疗保险，而爸爸满不在乎，没有坚持。于是我带他去圣荷塞的县立医院。有个面带菜色、双眼浮肿的大夫接待了我们，自我介绍说是第二年的驻院医师。“他看起来比你还年轻，但比我病得还重。”爸爸咕哝说。那驻院医师让我们下楼去做胸部X光扫描。护士喊我们进去的时候，医师正在填一张表。
“把这张表带到前台。”他说，匆匆写着。
“那是什么？”我问。
“转诊介绍。”他写啊写。
“干吗用？”
“给肺科。”
“那是什么？”
他瞥了我一眼，推了推眼镜，又开始写起来。“他肺部的右边有个黑点，我想让他们复查一下。”
“黑点？”我说，房间突然之间变得太小了。
“癌症吗？”爸爸若无其事地加上一句。
“也许是，总之很可疑。”医生咕哝道。
“你可以多告诉我们一些吗？”我问。
“没办法，需要先去做CAT扫描，然后去看肺科医生。”他把转诊单递给我。“你说过你爸爸吸烟，对吧？”
“是的。”
他点点头，眼光又看看我，看看爸爸，又收回来。“两个星期之内，他们会给你打电话。”
我想质问他，带着“可疑”这个词，我怎么撑过这两个星期？我怎么能够吃饭、工作、学习？他怎么可以用这个词打发我回家？
我接过那张表格，交了上去。那晚，我等到爸爸入睡，然后叠起一条毛毯，把它当成祷告用的褥子。我把头磕在地面，暗暗念诵那些记不太清楚的《可兰经》——在喀布尔的时候毛拉要求我们背诵的经文——求求真主大发善心，虽则我不知道他是否存在。那时我很羡慕那个毛拉，羡慕他的信仰和坚定。
两个星期过去了，我们没有接到电话。我打电话过去，他们告诉我说找不到那张转诊单，问我究竟有没有把它交上去。他们说再过三个星期，会打电话来。我勃然作色，经过一番交涉，把三个星期改为一个星期内做CAT，两个星期内看医生。
接诊的肺科医师叫施内德，开头一切都好，直到爸爸问他从哪里来，他说俄国。爸爸当场翻脸。
“对不起，大夫。”我说，将爸爸拉到一旁。施内德大夫微笑着站起来，手里还拿着听诊器。
“爸爸，我在候诊室看过施内德大夫的简历。他的出生地是密歇根，密歇根！他是美国人，远比你和我更美国。”
“我不在乎他在哪儿出生，他是俄国佬。”爸爸说，做出扭曲的表情，仿佛那是个肮脏的字眼。“他的父母是俄国佬，他的祖父母是俄国佬。我当着你妈妈的面发誓，要是他胆敢再碰我一下，我就扭断他的手。”
“施内德大夫的父母从俄国逃亡出来，你懂吗？他们逃亡！”
但爸爸一点都没听进去。有时我认为，爸爸惟一像爱他妻子那样深爱着的，是阿富汗，他的故国。我差点儿抓狂大叫，但我只是叹口气，转向施内德医师。“对不起，大夫，没有办法。”
第二个肺科医师叫阿曼尼，是伊朗人，爸爸同意了。阿曼尼大夫声音轻柔，留着弯曲的小胡子，一头银发。他告诉我们，他已经看过CAT扫描的结果，接下来他要做的，是进行一项叫支气管镜检查的程序，取下一片肺块做病理学分析。他安排下个星期进行。我搀扶爸爸走出诊室，向大夫道谢，心里想着如今我得带着“肺块”这个词过一整个星期了，这个字眼甚至比“可疑”更不吉利。我希望索拉雅能在这儿陪着我。
就像魔鬼一样，癌症有各种不同的名字。爸爸患的叫“燕麦细胞恶性肿瘤”。已经扩散。没法开刀。爸爸问起病况，阿曼尼大夫咬咬嘴唇，用了“严重”这个词。“当然，可以做化疗。”他说，“但那只是治标不治本。”
“那是什么意思？”爸爸问。
阿曼尼叹气说：“那就是说，它无法改变结果，只能延迟它的到来。”
“这个答案清楚多了，阿曼尼大夫，谢谢你。”爸爸说，“但请不要在我身上做化疗。”他露出如释重负的神情，一如那天在杜宾斯太太的柜台上放下那叠食物券。
“可是，爸爸……”
“别在公众场合跟我顶嘴，阿米尔，永远不要。你以为你是谁？”
塔赫里将军在跳蚤市场提到的雨水姗姗来迟了几个星期，但当我们走出阿曼尼大夫的诊室，过往的车辆令地面上的积水溅上人行道。爸爸点了根烟。我们回家的路上，他一直在车里抽烟。
就在他把钥匙伸进楼下大门的锁眼时，我说：“我希望你能考虑一下化疗，爸爸。”
爸爸将钥匙放进口袋，把我从雨中拉进大楼破旧的雨棚之下，用拿着香烟的手戳戳我的胸膛：“住口！我已经决定了。”
“那我呢，爸爸？我该怎么办？”我说，泪如泉涌。
一抹厌恶的神色掠过他那张被雨水打湿的脸。在我小时候，每逢我摔倒，擦破膝盖，放声大哭，他也会给我这种脸色。当时是因为哭泣让他厌恶，现在也是因为哭泣惹他不快。“你二十二岁了，阿米尔！一个成年人！你……”他张开嘴巴，闭上，再次张开，重新思索。在我们头顶，雨水敲打着帆布雨棚。“你会碰到什么事情，你说？这些年来，我一直试图教你的，就是让你永远别问这个问题。”
他打开门，转身对着我。“还有，别让人知道这件事情，听到没有？别让人知道。我不需要任何人的怜悯。”然后他消失在昏暗的大厅里。那天剩下的时间里，他坐在电视机前，一根接一根抽烟。我不知道他藐视的是什么，或者是谁。我？阿曼尼大夫？或者也许是他从来都不相信的真主？
有那么一阵，即使是癌症也没能阻止爸爸到跳蚤市场去。我们星期六仍搜罗各处车库卖场，爸爸当司机，我指路，并且在星期天摆摊。铜灯。棒球手套。坏了拉链的滑雪夹克。爸爸跟在那个古老的国家就认识的人互致问候，我和顾客为一两块钱讨价还价。仿佛一切如常。仿佛我成为孤儿的日子并没有随着每次收摊渐渐逼近。
塔赫里将军和他的太太有时会逛到我们这边来。将军仍是一派外交官风范，脸带微笑跟我打招呼，用双手跟我握手。但是塔赫里太太的举止显得有些冷漠，但她会趁将军不留神，偷偷低头朝我微笑，投来一丝歉意的眼光。
我记得那段岁月出现了很多“第一次”：我第一次听到爸爸在浴室里呻吟。第一次发现他的枕头上有血。执掌加油站三年以来，爸爸从未请过病假。又是一个第一次。
等到那年万圣节，星期六的下午刚过一半，爸爸就显得疲累不堪，我下车去收购那些废品时，他留在车上等待。到了感恩节，还没到中午他就吃不消了。待得雪橇在屋前草坪上出现，假雪洒在花旗松的枝桠上，爸爸呆在家里，而我独自开着那辆大众巴士，穿梭在半岛地区。
在跳蚤市场，阿富汗人偶尔会对爸爸的消瘦议论纷纷。起初，他们阿谀奉承，问及爸爸饮食有何秘方。可是询问和奉承停止了，爸爸的体重却继续下降。磅数不断减少，再减少。他脸颊深陷，太阳穴松塌，眼睛深深凹进眼眶。
接着，新年之后不久，在一个寒冷的星期天早晨，爸爸在卖灯罩给一个壮硕的菲律宾人，我在大众巴士里面东翻西找，寻找一条毛毯盖住他的腿。
“喂，小子，这个家伙需要帮忙！”菲律宾人焦急地喊道。我转过身，发现爸爸倒在地上，四肢抽搐。
“救命！”我大喊，“来人啊！”我奔向爸爸。他口吐白沫，流出的泡泡浸湿了胡子。他眼珠上翻，只见一片白。
大家都朝我们涌过来。我听见有人说发作了，另外有人说“快打911！”，我听见一阵跑步声。人群围过来，天空变得阴暗。
爸爸的泡沫变红了，他在咬自己的舌头。我跪在他身旁，抓住他的手臂，说我在这里爸爸，我在这里，你会好的，我就在这里。好像如此这般，我就能减缓他的病痛，让它们不再烦我爸爸。我感到膝盖一片潮湿。爸爸小便失禁了。嘘，亲爱的爸爸，我在这里。你的儿子就在这里。
那个白胡子的大夫头顶油光可鉴，把我拉出病房。“我想跟你一起看看你爸爸的CAT扫描。”他说。他把菲林放在走廊的灯箱上，用铅笔带橡皮擦的那头指着爸爸的癌症所在的图片，好像警察将凶手的大头像展示给罹难者的家属看。在那些照片上，爸爸的大脑看起来像个胡桃的切面，点缀着几个网球状的灰色阴影。
“正如你看到的，癌症转移了。”他说，“他必须服用类固醇，以便缩减他大脑里的肿块，还得吃抗中风的药物。我建议做放射线治疗，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我说我明白。我已经熟悉癌症的相关术语了。
“那就好，”他说，看看他的寻呼机，“我得走了，不过如果你有任何问题，可以给我打传呼。”
“谢谢你。”
那天晚上，我彻夜坐在爸爸床边的椅子上。
翌日早晨，走廊那端的候诊室挤满了阿富汗人，有纽瓦克来的屠夫，爸爸建造恤孤院时的工程师。他们纷纷走进来，语调沉痛地向爸爸表达他们的敬意，祝福他尽早康复。那时爸爸已经醒了，他虚弱而疲倦，但清醒。
早晨过了一半，塔赫里将军和他太太也来了。索拉雅跟在后面，我们对望了一眼，同时将眼光移开。“你好吗，老朋友。”塔赫里将军说，捂着爸爸的手。
爸爸示意他看着臂上的输液管，露出孱弱的微笑。将军回以微笑。
“你们不应如此麻烦的，你们大家。”爸爸呻吟着说。
“这不麻烦。”塔赫里太太说。
“一点都不麻烦。更重要的是，你需要什么吗？”塔赫里将军说，“什么都行，请把我当成你的兄弟。”
我记得有一次爸爸跟我说起普什图人的事情。我们也许头脑顽固，我知道我们太过骄傲，可是，在危难的时刻，相信我，你会宁愿在身边的是普什图人。
爸爸在枕上摇摇头：“你能到这里来已经叫我很高兴了。”将军脸现微笑，捏捏爸爸的手。“你怎么样？亲爱的阿米尔？你需要什么东西吗？”
他竟然那样看着我，眼中充满慈爱……“不，谢谢，将军大人。我……”我喉咙一哽，泪水止不住掉下来，冲出病房。
我站在走廊的灯箱边上哭泣，就在那儿，前一天晚上，我看到了凶手的真面目。
爸爸的门开了，索拉雅从他的病房走出来。她站在我身边，穿着灰色的长衫和牛仔裤。她的头发倾泻而下。我想在她怀里寻求安慰。
“我很抱歉，阿米尔。”她说，“我们大家都知道事情很糟糕，但却拿不出什么主意。”
我用衣袖擦擦眼睛，“他不想让任何人知道。”
“你需要什么吗？”
“不。”我挤出微笑。她把手放在我的手上。这是我们第一次碰触。我捧起她的手，拉到我的脸上，眼睛上，然后任她抽走。“你最好还是回到里面去，不然你爸爸会出来找的。”
她笑着点点头，“那我回去。”她转身离开。
“索拉雅？”
“怎么啦？”
“我很高兴你来了。这对我……意味着一切。”
隔了两天，他们让爸爸出院。他们请来一位放射线肿瘤学专家，游说爸爸接受放射线治疗。爸爸拒绝了。他们试图让我也加入到游说的行列中去。但我见到爸爸脸上的表情，对他们表达谢意，在他们的表格上签名，用那辆福特都灵将爸爸带回家。
那晚爸爸躺在沙发上，身上盖着一条羊毛毯。我给他端来热红茶和烤杏仁，把手伸在他背后，轻而易举地将他扶上来。他的肩侧在我手中感觉就像鸟儿的翅膀。我把毛毯拉到他的胸膛上，那儿瘦骨嶙峋，肤色很差。
“需要我为你做些什么吗，爸爸？”
“不用，我的孩子，谢谢你。”
我坐在他身旁：“我想你能不能替我办点事情，如果你身体还撑得过去的话。”
“什么事？”
“我想你帮我提亲，我想你到塔赫里将军家里去，向他提亲。”
爸爸的干嘴唇绽放出微笑，宛如枯萎的树叶上的一点绿色。“你想好了吗？”
“我从来没有这么清楚过。”
“你仔细考虑了吗？”
“当然，爸爸。”
“那把电话给我，还有我那本小笔记本。”
我眨眨眼：“现在？”
“不然还等什么时候？”
我微笑：“好的。”我把电话给他，还有爸爸用来记录他那些阿富汗朋友的电话号码的本子。他找到塔赫里的号码。拨号。把听筒提到耳边。我的心脏在胸口怦怦跳。
“亲爱的雅米拉？晚上好。”他说，他表明身份。停下。“好多了，谢谢你。你去看望我，真是太谢谢了。”他听了一会儿，点点头，“我会记住的，谢谢。将军大人在家吗？”停下。“谢谢。”
他的眼光射向我。不知何故我直想发笑，或者尖叫。我的手握成拳头，塞在嘴里，咬着它。爸爸轻轻哼笑。
“将军大人，晚上好……是的，好多了好多了……好的……你太好了。将军大人，我打电话来，是想问，明天早上我可不可以去拜访你和塔赫里太太，有件很荣誉的事情……是的……十一点刚刚好。到时见。再见。”
他挂上电话。我们看着对方。我突然笑起来，爸爸也跟着加入。
爸爸弄湿头发，将其朝后梳。我帮他穿上干净的白衬衫，替他打好领带，发现领口的纽扣和爸爸的脖子之间多出了两英寸的空间。我在想当爸爸逝去，该留下多大的虚空。我强迫自己想别的。他没逝去，还没有，今天应该想些美好的事情。他那套棕色西装的上衣，我毕业那天他穿着那件，松松垮垮挂在他身上——爸爸消瘦得太厉害了，再也不合身了。我只好把袖子卷起来。我弯腰替他绑好鞋带。
塔赫里一家住在一座单层的平房里面，那一带是弗里蒙特知名的阿富汗人聚居地。那房子有凸窗，斜屋顶，还有个围起的门廊，我看见上面有几株天竺葵。
我扶爸爸下福特车，再溜回车里。他倚着副驾驶座的车窗：“回家去吧，过一个小时我打电话给你。”
“好的，爸爸。”我说，“好运。”
他微笑。
我驱车离开。透过观后镜，爸爸正走上塔赫里家的车道，尽最后一次为人父的责任。
我在我们住所的客厅走来走去，等待爸爸的电话。客厅长15步，宽10步半。如果将军拒绝怎么办？要是他讨厌我那又如何？我不停走进厨房，查看烤炉上的时钟。
快到中午的时候电话响起。是爸爸。
“怎么样？”
“将军同意了。”
我松了一口气。坐下，双手颤抖。“他同意了？”
“是的。不过亲爱的索拉雅在阁楼她的房间里面，她想先跟你谈谈。”
“好的。”
爸爸对某个人说了几句话，接着传来两下按键声，他挂了电话。
“阿米尔？”索拉雅的声音。
“你好。”
“我爸爸同意了。”
“我知道。”我说，换手握住听筒。我在微笑。“我太高兴了，不知道说什么。”
“我也很高兴，阿米尔。我……我无法相信这是真的。”
我大笑：“我知道。”
“听着，”她说，“我想告诉你一些事情。一些你必须事先知道的事情……”
“我不在乎那是什么。”
“你必须知道。我不想我们一开始就有秘密，而且我宁愿亲口告诉你。”
“如果那会让你觉得好一些，你就告诉我吧。但是它不会改变任何事情。”
电话那端沉默了好久。“我们在弗吉尼亚生活的时候，我跟一个阿富汗人私奔了。那时我十八岁……很叛逆……愚蠢……他吸毒……我们同居了将近一个月。弗吉尼亚所有的阿富汗人议论纷纷。”
“最后爸爸找到我们。他站在门口……要我回家。我歇斯底里，哭喊，尖叫，说我恨他……”
“不管怎样，我回家了，并且……”她在哭，“对不起。”我听见她放低话筒，擦着鼻子。“对不起，”她又开始了，声音有点嘶哑，“我回到家里，发现妈妈中风了，她右半边脸麻痹……我觉得很内疚。她本来不会这样的。”
“过后不久，爸爸就举家搬到加利福尼亚来了。”跟着一阵沉默。
“你和你爸爸现在怎么样？”我说。
“我们一直有分歧，现在还有，但我很感激他那天去找我。我真的相信他救了我。”她停顿，“那么，我所说的让你为难吗？”
“有一点。”我说。这次我对她说了真话。我不能欺骗她，在听到她跟男人上床之后，说我的尊严毫发无伤是假的，毕竟我从来没把女人带上床。这让我非常为难，但在让爸爸替我求婚之前，我已经想了好几个星期。而每次到最后，总是回到同一个问题：我凭什么去指责别人的过去？
“你很为难，要改变主意吗？”
“不，索拉雅。没那么严重。”我说，“你无论说什么，都不会改变任何事情。我想娶你。”
她又哭起来。
我妒忌她。她的秘密公开了，说出来了，得到解决了。我张开嘴巴，差点告诉她，我如何背叛了哈桑，对他说谎，把他赶出家门，还毁坏了爸爸和阿里四十年的情谊。但我没有。我怀疑，在很多方面，索拉雅·塔赫里都比我好得多。勇气只是其中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