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引 子

长空无疆 / 著投票加入书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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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个我不知道应不应该说的故事,它太过离奇而诡秘,以至于我不断地相信又不断地怀疑。

    在我写下这一行字之前,我一度怀疑我所要说的一切,都是我自己的妄想。为此,我不止一次去过心理咨询机构进行诊断。但是有个很大的问题在于:我说的东西,连我自己也不知道究竟是真实,还是我的幻梦。

    于是我每次去找心里咨询师,都只是选择性地向医生透露自己的信息——譬如出生日期,爱好,工作相关等等——都是一些无关痛痒的信息,并不能对病情的诊治起到积极作用。我相信医生也看出了我的敷衍和刻意隐瞒,不过他什么都没说,只是诊断我为轻度抑郁症,开了处方,让我自行回家治疗。

    一个人该怎么证明自己精神有问题呢?又该怎么证明自己精神没有问题?

    我没有办法证明,所以只好遵照医嘱,定时定量服用治疗药物。

    不过,我虽然怀疑自己有妄想症,但很明显,我不是幽闭症患者。我需要说话,需要倾诉,需要被人理解。但我又不能向周围的亲人诉说我的苦恼——我可以自己怀疑自己精神有问题,但并不想所有认识的人都知道我是个精神病,那样我会被家人强制送到精神病院的。

    所以,我决定在这里讲出那个故事。

    那个我曾经答应某人要如实记录的离奇故事。

    我叫古重,现年三十二岁,自由作家,兼职诗人,多年以前曾是一家知名杂志社的记者。

    故事开始于十多年前。

    二零零五年的秋天,在我的记忆里,我采访了一个很神秘的人物,正是因为这次离奇的采访,我的生活和思想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以至于多年以后,我不得不求助于心理医师,调节自己的问题。

    我清楚地记得,那是二零零五年九月,我当时还是一名刚毕业的实习记者,月薪两千不到的小基层。却迎来了一位意外的客人——我们杂志社的总编,那是一个实习记者远远不能接触到的领导。

    我很意外,但他很平静。

    他交给了我一个任务——采访某人,并为其撰写回忆录。

    我很讶异,这样的好事怎么会轮到我的头上?业内人士应该清楚,撰写回忆录这种事,依据对象的不同,或商或政,只要是为有地位的人物服务,撰写者通常能够获得巨大的收益。而一个工作不超过三个月的实习记者,怎么说都不太可能有机会接到这种美差。

    事有反常即为妖,我心里拿不定主意。这件事恐怕没那么简单的,我们杂志社怎么说也是国企,里面一些门门道道我都还搞不清楚,我一个实习记者要是不小心卷入什么公司高层的斗争,那恐怕连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我踌躇了一会儿,最后狠下心,隐晦地把自己的顾虑透露给总编,暗示自己并不想接这个任务。

    总编是个看起来很斯文的年轻人,戴一个金丝眼镜,说话不急不缓,很稳重的样子。我只知道他姓赵,具体叫什么我也不是很清楚,毕竟一个杂志社那么大,我一个实习记者还接触不到总编这个层次的人。

    赵总编听完我说的话,笑了笑,并没有解释太多,只是告诉我,这次的采访报酬很丰富,希望我好好把握。至于斗争什么的,他没说,但明里暗里的意思我看明白了——我这样的小虾米,还够不上斗争这个词。

    公司里有不少关于这位赵总编的传言,我也多少有点耳闻,例如红三代,**,军转干部,手眼通天……总之就是很有背景能量的那种人。

    据我观察也确实有一定可能,毕竟赵总编来了之后,我们这家国企背景的杂志社,一反整个国企大环境萎靡的现状,生意不退反进蒸蒸日上,不得不说,可能确实是这位赵总编出的力。

    我想了想,最后判断这里面应该没有什么事,毕竟我只是一个行业基层记者,大不了不干了就是了,没什么人有理由整我,更何况是赵总编这个级数的人。

    我考虑了一下,还是决定接下这个采访,毕竟我还要养家糊口,报酬丰厚的活,对我的吸引力可想而知。

    事后我回想起这件事的时候,才发现这件事满是疑点,最简单的——公司那么多业务精英,手底下也是一大批精英记者,这么重要的采访,怎么就会落到我这样的小虾米头上?

    我不知道,当时的我也没有考虑那么多。而正是这些疏忽,导致我还是不可避免地走上了人生的另一条轨道。

    在和赵总编谈话后的第二天下午三点多吧,他让秘书通知我现在就出发采访,让我收拾一下,车在公司楼下等着。我没想到采访来得那么快,匆忙收拾了一下,带上速写本和笔,就跟着他下楼了。

    下楼之后我终于开始觉得,事情有些特殊了。因为我看见,来接我们的车,挂的是白牌——军E-xxxxx——上面两个字是红色,下面的数字黑色。

    惨白的车牌在阳光下有点晃眼,我直觉这件事好像有点偏离我的预料了。

    车旁边还站着一个很年轻的少校,我估计最多也就三十出头吧,这个人看上去很平和,但我总觉得他身上有股子锐利的气质,很奇怪的感觉。

    赵总编径直走向这辆车,没跟我解释什么,我也不敢问,只是跟着他。但到了车边之后,他并没有上去,让我在后面等着,自己走到一旁,跟那位少校说着什么。我不敢靠的太近,他们的声音也有点小,我只是隐隐约约地听见两个词——“妥协”、“功过”。

    这什么意思?我想了想,发觉信息太少,根本就无从判断。我的思绪没有飘的太远,因为赵总编和那位少校的交流很短促,一两分钟就说完了。

    “你就跟他去,怎么做有人会跟你交代的。”赵总编走到我的身边说。他拍了拍我的肩膀,递给我两张卡,“一张是建行卡,里面有二十万,这是他们预付的订金,你收好。”

    二十万!这可不是一笔小数目!我心里一惊,一股热血直冲上脑门。

    我生于四川遂宁,家在农村,那时家里父母长年在广东那边打工,做纺织工人,一年到头有个两三万收入都了不得了。

    我是一个并不甘于平淡的人,所以大学一毕业,即便在毫无关系背景的情况下,依旧孤身一人来到北京闯荡,为的就是出人头地。可是生活哪里有这么容易,一进杂志社大家都是底层员工,一个月有个千把块钱工资已经算可以了。

    二十万,我得挣到猴年马月去?

    那时候的我,还是太年轻,眼睛浅只看得见眼前看不见身后,刚刚步入社会,没见过什么世面的我,几乎立刻就对这个采访再没有半点怀疑,并且心甘情愿去做。

    我当时甚至有种错觉,如果赵总编这二十万是用来买我的命,我也会毫不犹豫地给他。

    我心潮翻涌,几乎被这突然而来的金钱冲昏了头脑。可是,赵总编却根本没理会我的想法,只是自顾自对我继续叮嘱着。

    “另一张卡是我的名片,上面有我的联系方式,出了什么问题,可以打电话给我。”

    说完这番话,他深深地看了我一眼,拍了拍我的肩膀,大步离开了。

    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努力平复心情,最后颤抖着把银行卡收起来。

    另一张卡片静静躺在我的手中,那是赵总编的名片,没有什么头衔地址之类的花哨东西,只不过有一些纯金色的花纹,金底黑字,做的很简约。上面只有一行字:赵川,138xxxxxxxx。

    原来他叫赵川。

    “同志,上车吧。”一个声音将我惊醒,我抬起头,发现是那位年轻的少校。我略带歉意地对他笑了笑,跟着他走向了那辆黑色的军车。

    上车之后,我发现车里已经坐着一个司机了,面色冷峻,身姿笔挺,穿着一身迷彩服,不过没有军衔,我无法判断他的级别。我被安排坐在后排,那位少校坐在我的旁边。

    一上车,我正准备开口,那位少校抬起手阻止了我。他很温和地对我说:“同志,根据规定,我不能对你传达命令或指示,你的任务另有专人负责。你也不能讯问任务内容,我只负责护送你到任务执行地点。”

    这位少校的话语很平淡,说话的时候一直直视我的双眼。我很不适应他说话的口气,好像只是在念一篇与自己毫无关系的稿子,严肃而呆板。同时他话里的“任务”两个字,透露出的那种军人特有的不可违背的信念,更是给我一种如坐针毡的感觉——我只是个平民,不是军人。

    总之,这段话让我无所适从。

    最后,他拿出一个黑色头套,递给我:“这是基于某些程序的需要,希望你能配合。”

    我懂他的意思,默默接过头套罩在自己的头上。

    随后,世界一片漆黑。

    “老范,去功德林。”

    我能感觉到车开得很快,很稳,但很可惜,我看不见沿途的风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