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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慈的小偷手下留情，没有去银行取王加林存折上的存款。
那五十多块钱就成了加林和红梅结婚后所有的现金积蓄。当然，他们同时还欠着牌坊中学两百元钱的账债。
钱、存折、粮票、钢笔这些东西丢了，加林只能自认倒霉。最让他感到可惜的，是那本记载着他的恋爱经历和婚事筹办过程的日记本，以及自己的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准考证。
时过境迁，日记是没有办法补记的，因为你根本就找不到当时的感觉，体会不到当时的心情，而那些经历、那段感情又是那么的珍贵！还有自学考试准考证，补办起来也相当麻烦。
看到花园镇大街小巷的墙壁和电线杆子上经常张贴着《寻物启事》，王加林受到了启发，继而也产生了美好的幻想：我也写个《寻物启事》，就说自己的日记本和准考证不慎遗失，不提其他的东西，要求拾到者邮寄给我。小偷看到后，或许会良心发现，邮寄给我呢！反正那些东西他拿着也没什么用。
天真善良的加林老师于是用毛笔字写了两张《寻物启事》，分别张贴在花园汽车站和花园火车站候车室的外墙上，等待着天上掉下馅饼来。
不难想象，他的这种举动是徒劳无功的。即使等到海枯石烂，也不会有什么结果。
婚假和“五一”假期加在一起，加林和红梅能够休息十好几天。因为手头没钱，他们不可能去任何地方游玩。如果就这样呆在学校里，或者主动要求上班，别人会觉得他们很傻。要是不上班，又老在别人眼前晃，面子上也有些过意不去。
唉！人家结婚都是想方设法多争取假期，天南海北地游山玩水，而我们的加林和红梅两位老师，却在为如何打发他们的婚假发愁。
离开牌坊中学，也只有王李村和方湾镇两个地方可以去了。刚刚去过一趟王李村，就碰到那么倒霉的事情。更主要的是，与王厚义和胡月娥在一起，他们觉得特别不舒服、不自在，一点儿也没有家里人的感觉。还有加叶和加草，正等着人去照料，不知会吵成什么样子。所以两个人商量之后，还是决定去方湾镇。现在正是摘棉花、收割小麦的季节，可以帮助红梅她爸妈干几天农活儿。
大清早，趁着老师和学生们还没来上学，新婚燕尔的夫妻俩就步行前往花园镇，准备坐八点多钟的火车到孝天城，然后从孝天城换乘长途汽车到方湾镇。
花园火车站的候车室与售票厅合二为一，售票窗口一般情况下是关闭的。只有等到列车即将到站的前半个小时，才开始售票。当八点钟临近，王加林准备去排队买票的时候，红梅却阻止了他：
“买什么票！从南边进去算了。”
新娘子的意思是逃票。这种情况在当时的铁路营运中非常普遍，特别是从花园镇到孝天城这段线路，选择坐火车的乘客，只有少数老实本分或者不熟悉地理情况的人买车票，绝大多数人都是“逃票族”。
逃票一般得通过三道关卡：进站口、出站口和列车上的查票人员。
花园火车站和孝天火车站的进站口及出站口，都是能够绕道避开的。出火车站候车室，向南走几百米或者千余米，就可以找到连接京广铁路的小巷子，经过小巷子走到铁路边，再沿着铁路往回走，自然就能够到达站台。很多人都是通过这些“邪门歪道”进站和出站，所以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怪现象，火车站还没有开始检票进站，里面的站台上已经满是候车的乘客。
多走几步路，不用买车票，大家都觉得值。
至于在火车上遇到查票的怎么办，“逃票族”自有高招。有的人钻进厕所里不出来，有的人起身逃往其他的车厢，或者想方设法与查票人员“躲猫猫”。万不得已就补票呗，多掏五角钱的手续费而已！
从花园火车站到孝天火车站票价六角钱，两个人就得一块二角钱。为了节省这笔开支，方红梅试图学着别人的样子铤而走险。
上车之后，加林心里一直不踏实，眼睛不时往车厢两头看。一听到有人在车厢里喊叫，他就会感到特别紧张。而那些喊叫的人，或者是推着货车卖香烟啤酒矿泉水的，或者是列车餐车卖饭的，或者是来检查旅客行李中有无易燃易爆危险品的，还有一些兜售冰棍、汽水、花生米、兰花豆、咸鸭蛋、卤鸡蛋的小贩。
稍有风吹草动，他就会经受一次刺激。
为什么要逃票呢？如果买了车票，就能理直气壮地坐在自己的座位上，心安理得地读书、看报、聊天，欣赏车窗外面的风景，或者闭目养神，不至于搞得这么紧张兮兮的。这种精神、心理和身体上所遭受的折磨，是几角或者块把钱的车票款能够弥补的么？
加林开始后悔了，甚至在内心里埋怨老婆红梅。
堂堂人民教师，坐火车居然逃票。这要是让学生们知道了，自己的脸往哪儿搁？车厢里说不定就有认识我们的人呢，还可能有学生家长。学生家长看到我们这样为人师表，还能够放心把他们的孩子托付给我们么？
内疚和自责让加林老师难受得不行，但他又拿不出勇气主动去补票。他怕老婆不高兴，同时也希望能够侥幸逃票成功，省去这一块二角钱。
说白了，还是因为穷啊！
被偷走的存折虽然挂失了，但过一个星期之后才能取钱，或者补办新的存折。他们两个人手头的现金全部加起来，只有几块钱，刚刚够买往返的车票。如果省下这一块二角钱，他们可以买一包糖果或者点心，作为送给红梅她爸妈的礼物。
快快到站吧！到孝天火车站就可以安心了。加林一个劲地在心里催促着。他现在唯一的希望，就是火车快些跑，赶在列车员查票之前到达孝天火车站。可世界上的事情往往又不能如人所愿，甚至与人的愿望背道而驰。他们所乘坐的列车，一直老牛拉破车般哐当哐当地前行，就是达不到王加林所希望的速度。到达陆家山车站时，这趟车竟然停下不走了，说是要为其他的直快和特快列车让道儿。
这真是要命啊！如果列车员趁着让车的功夫来查票怎么办？补票倒无所谓，加林担心被查出逃票时面子上过不去，说不定还会被人训斥，遭人白眼，要是那样的话，该有多么难堪啊！
让车这段时间让王加林倍受煎熬。
好在列车终于重新启动了，摇摇晃晃地继续向南行进。还有两站到达孝天火车站，中间就隔着一个肖港站。
当列车在肖港火车站停下时，王加林再也受不了这种折磨了，坚持就在肖港站下车，然后从肖港步行前往方湾镇。
肖港距方湾镇十五华里。先走八里路到瀤河岸边，渡船过河，再走七里路就到了方湾镇。方红梅在孝天师范学校里读书时，就经过走这条路。与王加林恋爱之后，这条路更是成了他们往返的热门线路。
主要还是便宜。坐火车五角钱，加上摆渡过河的五分钱，单程总共只需花费五角五分钱。如果侥幸逃票成功，五分钱就OK了。而绕道孝天城就不一样了：火车票六角，城内公交车票一角，从孝天城到方湾镇的汽车票五角，单程需要一元二角钱。
两相比较，他们当然愿意多走十五华里路。多走几步路又累不死人，况且他们那么年轻，有的是力气和精神！王加林甚至经常骑着自行车往返于花园镇与方湾镇之间，过河时，把自行车扛到木船上去就行了。这次出行前，他们之所以没有规划走这条热门路线，是因为方红梅身体有点小情况，刚好来了月经，步行不是太方便。
既然加林临时改变出行路线，红梅老师也欣然接受，乐于克服困难，陪老公一起步行。
多走十几里路，两个人能节省不少车票钱呢！
小两口一路谈笑风生，兴致勃勃地来到瀤河岸边。他们看见河里涨水了，河面显得特别宽。渡口也自然而然地改变的位置，从以往的河中心滩地挪到了堤岸上。
渡口那里已经聚了黑压压好大一群人。小木船似乎也停靠在这一边，但大家为什么没上船呢？
加林和红梅加快脚步，迅速加入到等候过河的人群中。从大家的议论中他们得知，摇船的木桨断了一只，固定木桨的轱辘也坏了一个，没有办法行船。
他们从人群中挤到河岸边，看见摆渡的年轻人手里拿着断桨和坏轱辘，左看右看，似乎在探寻出现问题的原因。看了半天，摆渡人还是一脸的无奈，抱歉地对等候过河的众人说，他得去肖港修理木浆和轱辘，请大家耐心等待。
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水涨得那么高，湍流那么急，不可能像秋冬枯水季节那样，用一根竹篙就能把船撑过去，少了木桨，是绝对不能行船的。
那就等吧！能有什么其他办法？上下游附近又没有其他的渡口和桥梁，只能怪自己运气不好。
一个骑自行车的小伙子主动地提出送摆渡人去肖港。大家马上对小伙子的义举点赞，说骑车往返会比较快，花不了多少时间。
目送摆渡人坐着小伙子的自行车走远之后，聚在小船周围的人们便四散开来。大家开始议论不断上涨的河水，互相打听上午去肖港做买卖的收入情况。还有人从口袋里掏出扑克牌，席地而坐，吆五喝六地斗起了“地主”。
加林和红梅沿着河岸走了走，感觉没有什么值得好看的，就坐在草地上休息。
两个小时过去了，仍然不见摆渡人返回。
“都快到吃午饭的钟点了，谁知道还要等到什么时候！”红梅等得有些不耐烦了，提议说，“我们还是回肖港坐汽车，到孝天城转车去方湾镇吧。”
因为之前的决策失误，加林心里非常内疚。现在老婆提出重新返回肖港，他也不好提出反对意见。再走八里路，他没什么问题，方红梅能行吗？
“没事，我没那么娇气。”方红梅大度地笑着说，“如果在路上碰到修船桨的人，我们就跟着他一起回来。”
加林羞愧难当，什么话也没说，老老实实地陪着老婆一起返回肖港。让他感到吃惊的是，红梅今天竟然没有唠叨，更没有冲着他发火，只是轻描淡写地嘲笑他，说他心理素质太差了。
一直走到肖港，他们也没有碰到那个修船桨的摆渡人。
从肖港坐汽车去孝天城，一个人的车票六角钱，与从花园镇坐火车去孝天城的价钱是一样的。他们不如早上在花园火车站规规矩矩地买票，心安理得地坐到孝天城。已经动了逃票省钱的心思，就索性冒险到底，说不定现在也坐在方湾镇的家里吃午饭了。
唉，这事闹的！羊肉没吃到，还惹得一身臊。
站在公路边等开往孝天城的过路车时，王加林懊恼万分。他觉得自己今天的表现太差劲了，完全不像一个男人。还害得“好事”来了的老婆跟着自己跑去跑来，走了那么远的路。钱又没省上一分一文。想到这一点，他就觉得心里别扭。
对了，腊梅不是在肖港中学读书么？她的班主任也是孝感师范学校毕业的。干嘛不去找那位师兄借一辆自行车？我骑车带着红梅走孝天城，还是能够把几块钱的车票钱省下来。一直为自己的行为感到憋屈和恼火的王加林，脑子里突然灵光一现。
他马上又兴奋起来，拉起老婆的手，就往肖港中学跑。
借到自行车后，两人心里甭提多高兴了。临出发前，那位师兄还去邻居家借来打气筒，为自行车的前后轮胎加了气。
“走起！”加林用四川话喊了一声，算是向师兄告辞，同时宣告他们的骑行之旅正式开启。
从肖港到孝天城三十华里，从孝天城到方湾镇三十华里，总共有六十里左右的路程在等着他们。尽管任重道远，两人丝毫也没有为此担心和畏惧。
这几步路算个屁呀！他们凭借一辆自行车，走过比这更远的路程。以花园镇为起点，他们骑车去过王李村，去过方湾镇，去过白沙铺，去过孝天城，有时甚至当天又返回花园镇。总而言之一句话，只要有自行车，他们是能够在这些地方轻松穿行、来来往往的。
年轻就任性！这就是青春的活力。
带着老婆骑行在柏油马路上，浴着吹面不寒的杨柳风，听着道路两旁树叶哗哗作响和鸟儿的歌唱，看着田野里插秧的农民，以及他们身边正在悠闲地啃草的水牛，加林感觉心情特别清爽。刚才因为无法过河而跑冤枉路的郁闷与不快，早已抛到了九霄云外，他甚至开始与红梅打情骂俏，说他骑车带老婆是“猪八戒背媳妇”的升级版。
临近孝天火车站，即将进入孝天城区的时候，他们被几个胳膊上戴着红袖标的人拦住了。
两人先后下车，有点儿摸头不是脑，不知道这些人想干什么。看清红袖标上“交通稽查”四个字，才知道这些人是负责交通管理的。其中的一个留着小胡子的年轻人走近王加林，首先瞅了瞅自行车龙头，接着说，这辆车没有登记，必须补办上户手续，叫他把自行车推到路边去打钢印。
自行车还需要注册登记？或许有很多年轻的读者感到疑惑，觉得稀奇。事实上，对自行车实行注册登记和牌证管理制度，在我国延续了三十多年时间。
这事得追溯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
当时的自行车和手表、缝纫机一起被人们称之为“三大件”。有没有这三样东西，以及东西属不属于名牌，是衡量一个家庭富裕程度的标尺。家境不错的人家结婚时，都会努力置办齐这“三大件”，算上收音机，又称之为“三转一响”。
正如现在的小汽车一样，自行车当时属于公民家庭的重要财产。按规定，自行车自购买之日起三十日内，必须到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办理注册登记手续。交管部门会发给车主一个塑料软皮的《非机动车登记证书》，并在自行车身上打印注册登记的号码。由于塑料软皮牌照悬挂不方便，又难以长期保存，后来又演变成了金属牌照和分合式抽插号牌。
政府推行自行车“行政许可”的初衷，是为了加强对非机动车辆的管理，减轻其社会危害性；再就是有效扼制丢车、偷车现象，方便警察在追查偷车贼时掌握线索，也便于在缴获赃车后，准确地送还给失主。但是，由于自行车上户要交纳一定的费用，得耗费不少的时间和精力，而自行车真的被盗了，车主还必须按照繁琐的程序去登记备案，相当麻烦。耗时耗力报案之后，丢失的自行车未必能够找回来。原因是显而易见的，丢自行车的现象太普遍了，公安部门怎么可能抽出那么多的人力和物力办理这类案件？更何况，偷车的人能够轻而易举地把自行车身上的钢印抹去，或者更换成其他的号码，很难通过这种线索去查找自行车。
自行车管制措施从一出台就不受群众欢迎，很少有人自觉自愿去办理注册登记手续。上户多半是出于无奈，迫不得已才去弄个牌照。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的老百姓逐渐富裕起来，手表、自行车和缝纫机已经算不上什么稀奇了。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三大件”的头衔已经被冰箱、彩电的洗衣机所替换。虽然自行车已经失去了“家庭重要财产”的地位，但公安交通管理部门仍然坚持注册登记制度。这样做的目的也完全变味了，纯粹就是为了捞钱，把自行车上牌照作为“经济创收”的一条途径。办一个自行车牌照，最初收费三元，后来逐渐上涨到八元。由于车辆数量巨大，这笔收入还是相当可观的。因此，经常可以看到这种现象，在一些城市街头的自行车牌照办证点，工作人员既不看购车发票等证件，也不问车辆的来路，更不查看车主的身份证明，只要按规定交钱，分把两分钟，他们就能够发一个自行车牌。
王加林和方红梅遇到的就是这样一群队伍。
尽管他们耐心地解释说，自行车不是他们的，是他们借用同学的车，但“红袖标”们还是要强行打钢印，逼迫他们交三元钱。
真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红梅老师眼见好言好语据理力争没有效果，就开始耍横，说自己身上根本就没有三元钱。就算他们把钢印打在了自行车身上，她也不会给钱。要钱没有，要命有一条，你们就看着办吧！
缰持了好半天，后来“红袖标”们只好让步。说车子既然是别人的，暂时不上户也可以，但王加林骑自行车带人，属于违规行为，必须交一块钱的罚款，否则，他们就要把自行车扣下来。
横下一条心准备抗争到底的红梅老师坚持拒绝交纳罚款。她站在丈夫的身边护着自行车，不让“红袖标”们靠近，以免他们强行锁车。
双方进行对峙状态。
时间一分钟一分钟地过去，眼看吃晚饭的钟点都快到了。加林低声与老婆商量，说这些人就是合法的“拦路抢劫犯”。他们既然兴师动众地出来了，不捞点儿收入是不会善罢甘休的。给他们一块钱算了，只当是打发了叫花子的。老是这么拱着，“红袖标”们无所谓，但我们耗不起呀，到现在连中饭都没吃，肚子早就在提意见了。
红梅老师想了想，觉得丈夫的话还是有道理。内心里，她也确实心疼满头大汗的加林，于是嘟哝了几句，从背包里摸出一块钱，算是勉强让了步。
再次上路后，还是王加林骑车，方红梅坐在自行车的后架上。“红袖标”们并没有前来制止他们违规带人。
到达方湾镇红梅的娘家时，已是下午六点半。
门上一把锁，家里竟然没有人。热情的邻居对红梅说，你妈还在地里割麦子呢！你爸肯定在卫生院，这个钟点正是开晚饭的时候。
加林把自行车锁在大门口，准备和红梅一起去责任田里寻她妈。
两人刚刚起步，就见红梅她妈手里拿着镰刀从村子北头走过来了。
见到女儿和女婿，筋疲力尽的母亲脸上现出淡淡的微笑。她从口袋里摸出钥匙，加快脚步去开门。
进门后，顾不上招呼女儿女婿坐，她就准备进厨房去做饭。
“我们来吧！您老先歇一歇。”加林见红梅她妈累得走路都走不稳的样子，自告奋勇动手做饭。他吩咐红梅去洗米，自己拿起菜刀，开始削莴苣皮。
饭菜做好端上桌，肚子早已饿得咕咕价直响的三个人开始狼吞虎咽。正在他们大快朵颐的时候，红梅她爸回来了。
职业的习惯，镇卫生院炊事员同志看了看桌上的饭菜，认为菜炒得不怎么样，而且太简单了。他用嗔怪的口吻对老伴说，孩子们大老远地回来了，弄点儿好吃的嘛！
红梅她妈停下筷子，歉疚地回应道：“早知道他们要回，我就会去街上割点肉。我一大早就去田里了，带了两个粑做午饭，中午没有回家。割了一天的麦子，腰都快断了，累得要死！晚饭还是加林红梅做的呢。”
听到这儿，红梅她爸感慨万端。说，每年的农忙季度都象打仗一样，根本就忙不过来。不只是红梅她妈累，他也是一样的。忙了医院忙家里，没有丝毫的空闲。他提议家里雇个人，帮忙料理一下家务，晚上还可以跟红梅她妈做个伴儿。
“请一个人？供吃管喝，每个月少说也得开二十块钱！”红梅她妈马上表示反对。
“是钱重要还是人重要啊？你白天累得像死狗，晚上一个人在家里还担惊受怕的。有一个人做伴儿，我也放心一些嘛！”红梅她爸坚持他的提议。为了论证这一提议的必要性，还非常动情地向女儿女婿叨叨起了红梅她妈的简陋生活。
他说，红梅她妈刚才讲中午吃了两个粑，明显是在说假话。家里的小麦还在田里长着呢，这两天才开始割，哪儿来的面粉做粑粑？这段时间，红梅她妈每天都是吃两餐。早晨煮点儿米饭，炒两样素菜，吃一半儿，再把剩下的饭菜倒进瓦罐里，加点水里面，放在灶堂里煨着。劳累一天之后，晚上回来就吃瓦罐里的汤饭。每天顶着炎炎烈日，一个人埋在棉花枝或者小麦丛中，脸上身上汗水直淌，衣服浸湿了，有时热得心里作呕，连口茶水都喝不上。没人送水啊！棉花从畈里摘回来后，晒在簸箕里和用板凳搁着的门板上，有时突起一阵大风，把簸箕和门板上的棉花吹得满地都是。红梅她妈就一个人蹲在地上，一朵一朵地捡，还得拣干净粘在棉花上的树叶和杂草，弹去上面的灰尘。棉花的收购价今年上涨了不少，结果又让一些心怀鬼胎的人动了歪心思，偷盗棉花的事件经常发生。有几个晚上，红梅她妈听到有人在拨弄家里的大门，她一个人在屋里吓得瑟瑟发抖……
“我又必须睡在医院里，家里没个人跟她作伴儿怎么行？”红梅她爸对着女儿女婿问，希望得到孩子们的支持。
加林和红梅果然就站在了红梅她爸这一边，一起劝说红梅她妈，花钱雇个人。
红梅他妈还是舍不得冤枉掏二十元钱。
她说，敬文在孝天城上高中，又交上了女朋友，每月给他八十元钱还不够花。二女子腊梅在肖港中学读书，虽说手比较紧，每月也得三十多块钱。两个人都上高三了，马上就要参加高考，今后用钱的地方多着呢！现在赚钱多不容易，哪里还敢花钱请人做事？自己累就累点儿，出力气总比出钱要强。
听到这儿，加林心里很不是滋味。他既敬佩红梅她爸妈的牺牲奉献精神，同时又为自己父母的自私自利感到羞愧。
同样是做老人，差别怎么就那么大呢？
眼下他手头上没钱，帮不上红梅家什么忙，但他暗下决心，将来一定要对红梅的父母好。这样的老人值得他尊敬，也应该有一个幸福的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