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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位于河南，位于洛水之北，水之北乃谓“阳”，故名洛阳，又称雒阳、雒邑。洛阳地处中原，境内山川纵横，西依秦岭，东临嵩岳，北靠太行山又有黄河之险，南望伏牛山，有“河山拱戴，形势甲于天下”之说。洛阳最早建城于夏朝，隋以前先后有东周、东汉、曹魏、西晋、北魏等朝代在此定都。杨坚通过篡夺后周建立大隋后，因为当时的需要就延续北周的很多政策包括定都长安，但是由于他对前朝皇室孥戮殆尽、兼之迷信鬼神，以致对长安城心有余悸；当然还有就是关陇集团在长安的根基很深，杨坚希望迁都来削减关陇贵族的势力等其他的政治原因；所以杨坚登基后一直想迁出长安。对于杨坚想迁都的心思很多大臣都知道，术士庾季才精通玄象，曾测定杨坚受禅吉日，为杨坚所倚重，对杨坚迁都的心思也一清二楚，于是上奏称：“臣仰观玄象，俯察图记，鱼北允衣，必有迁都！”然而反对迁都的声音太多，杨坚也只能迁到了离长安二十一里东南的龙首川处，营建新城称大兴城为新都，故而杨广在诏书里才会说“心奉先志”。这就是说杨广的迁都是按照先皇杨坚的遗愿的，当然杨广迁都肯定不仅仅是出于完成父亲的遗愿的，而是出于更为深层次的国家战略考虑。
当时的首都长安所在的关中地区，其经济的发展水平已经跟不上人口带来的压力，这严重制约了一个帝国的发展，甚至为帝国的未来带来隐患。
关中地区的农业经济，本来相当发达，秦开郑国渠以后，农业经济更有发展，故西汉之世，关中的膏腴之地，亩产达一钟。然而自东汉以后末年至魏晋南北朝期间,黄河流域战乱频繁,作为关中农业命脉的郑国渠、白渠的水利设施年久失修,又因河床下沉，灌溉面积减少四分之三，导致粮食产量急剧下降,黄河流域经济的萧条,而“天下户口岁增，京辅及三河，地少人众，衣食不给”，使关中长安吃的粮食供应发生困难，不得不仰赖于从关东漕运来的粮食，关中地区的农业经济在全国的重要性便开始日趋下降。因为关中宜于农耕的面积有限，随着关中人口增殖而来的，便产生了粮食不能自给的困难，特别是当国都设在咸阳或长安时的情况。故自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更是不得不仰赖于漕运关东粮食以给关中。以后代代如此，也只有关中为割据政权统治时期例外。所以，当北周灭北齐统一北方和杨坚取代北周之后，对于关中地区的长安，又一跃而为全国的政治经济中心，自然更增加了漕运关东粮食以给关中的必要性。
杨坚在位期间，想迁都出长安而没有成功后，只好想尽办法来解决关中粮食供应的问题。要解决关中的粮食不足的问题，不外乎两个途径：一是发展关中地区本身的农业生产，二是从关东及江南漕运更多粮食到关中。前者是治本之法，后者是治标之计。以治本之法来说，杨坚初年采取了府兵同于编户，授以土地，使府兵不脱离农业生产的措施。这虽然主要是对军事制度实行改革，但通过这种改革，进一步使府兵制与均田制结合起来，寓兵于农的体制更完备了。由于当时的军府，大部分都在关中。接着，杨坚对大将军贺娄子干的命令又一次明显地提出了旨在发展关中农业经济的意图。由于自北周以来，陇右，河西一带，地多荒废，于是开皇三年四月，杨坚命大将军贺娄子干在陇西一带，“勒民为堡，仍营田积谷”，以恢复这里因战争而造成的破坏。这说明杨坚是想通过发展关中本地区的农业经济来解决关中粮食危机的。但是，杨坚的主观愿望，并不符合关中的实际情况。贺娄子干曾上书杨坚说：“陇右，河西，土旷民稀，边境未宁，不可广佃。比见屯田之所，获少费多，虚役人功，卒逢践暴；屯田疏远者请皆废省”，最后，杨坚只得同意了他的主张。
到了开皇十二年，“京辅及三河，地少而人众，衣食不给”；后来随着天下的稳定和大隋的强盛，京城长安涌入更多的人口，这使得关中地区缺粮的问题更为严重。杨坚希望在关中及其附近地区扩大农耕而和发展农业生产以缓解关中地区的粮食压力，然而没有取得什么效果之后，他自然只有更加依靠第二条途径即增加漕运量的办法来解决关中粮食危机。曾在开皇二年，“隋主以渭水多沙，深浅不常，漕者苦之，乃诏宇文恺“帅水工凿渠，引渭水，自大兴城东至潼关三百余里，名曰广通渠”，以利漕运。接着开皇三年，杨坚又“以京师仓廪尚虚”于是诏“于蒲，陕，虢，熊，伊，洛，郑，怀，?p卫，汴，许，汝等水次十三州，置募运米丁；又于卫州置黎阳仓，洛州置河阳仓，陕州置常平仓，华州置广通仓，转相灌注，漕关东及汾晋之粟，以给京师。”杨坚企图以治标之计解决关中粮食供应的严重困难。
但是，即使是这个治标之计，也同样遭到了不可克服的困难。由于进入关中的崤函古道艰险难行，古代的陆路运输工具又非常落后，并且运费高昂，故而要把外面的粮食运进去，只能走相对更为便利的黄河，而三门峡是黄河漕运的必经路段。但是三门峡水流湍急，十分惊险，对于路过的船有着毁灭性的打击。北魏的地理学家郦道元曾考察黄河，在《水经注》撰写道：“自砥柱以下，五户已上，其间百二十里，河中竦石桀出，势连襄陆，盖亦禹凿以通河，疑此阏流也。其山虽辟，尚梗湍流，激石云洄，横波怒溢，合有十九滩，水流迅急，势同三峡，破害舟船，自古所患。”
为了尽可能地克服这一困难，杨坚于开皇三年，“遣仓部侍郎韦瓒，向蒲，陕以东，募人能于洛阳运米四十石，经砥柱之险，达于常平仓者，免其征戍。”这里的“砥柱之险”，就是三门天险；“达于常平”，即水运至陕州常平仓。能作到这一点的，就“免其征戍”，意在以格外的优待条件，鼓励越过三门天险往关中运粮的做法。然而，即使如此，人们仍视三门天险为畏途。所以，自开皇四年起，便采取“自小平陆运至陕”，然后，“还从河水，入于渭川”而达于京师的办法。其目的在于绕过三门天险这段水运。这自然是在当时的条件下无法克服三门天险而采取的不得已的措施，但是这样的运输量是十分有限的。这一方面是由于陆运需要的车辆与人丁过多，费用过昂；另一方面，还由于陆运也同样艰苦。因为自小平达于陕州的陆运，必需经过岗岭起伏，深沟满布的淆、函山谷之中，“峻阜绝涧，车不可方轨”。自古被称为险道，为兵家行军所忌之地。所以，杨坚虽然采取了自小平陆运以绕过三门天险的措施，仍然不能扩大漕运量，以致开皇五年，就不得不允许关中贫民，“往关东就食”。到了开皇十四年，因为“关中大旱，人饥”，连作为皇帝杨坚本人也不能不率领他的文武百官“幸洛阳”，至于关中百姓，允许他们“就食”关东。在就食途中，“从官并准见口赈给，不以官位为限”，其狼狈之状可想而知。
小平陆运既然根本无法解决关中饥荒问题，到了开皇“十五年六月戊子”，杨坚又被迫恢复水运，而且“诏凿底柱”。即沿着三门峡两岸岩壁，凿空架设人工栈道，以利于纤夫牵引，这自然更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从其效果来说，也没有对漕运产生多大的影响。所以在杨广登基前，关中一直处于一种粮食不足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