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4、完结(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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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天》实际是纪录片,后期工作同样不多, 因为没有敏-感内容, 也顺利拿到龙标了。

    最后,在兰生的要求之下, 《一天》登录全国艺联的日子被定在了2016年的元宵节, 2月22号。这是艺联专线电影, 只做艺联专线发行。

    从除夕开始, 对《一天》的宣传在各大媒介上便流传开来, 比如:

    【xx网2月8日电(记者王十四)据悉, 谢兰生的新作《一天》将在艺联专线上映,《一天》也是首部全国艺联专线上映的国产电影。

    《一天》片长两个小时, 记录了8个人无论如何不愿忘却的“一天”。谢兰生对xx网说,在收集素材的阶段他曾几次流下眼泪……

    在回答为什么选择全国艺联专线发行的时候, 谢兰生表示,他希望能通过《一天》为全国艺联宣传推广,这样, 更多无法全国公映的文艺片导演便能取得更多曝光, 获得更高票房,收回成本, 圆电影梦。

    全国艺联已于去年在31省落地开花, 已有100家电影院签约加盟,每家影院都会拿出一个影厅,每天至少放映三场文艺电影,每周至少放上10个黄金场……艺联最初的牵头人是中国电影资料馆, 但它联合了百老汇电影中心、发行公司华夏电影、最大院线清臣集团,还有圆满电影公司,共同参与这个项目,其中圆满电影公司是谢兰生的电影公司,他在艺联的筹备中贡献了大量精力……】

    因为《去岳阳》的热度,新作《一天》颇受关注,不少观众第一次注意到了“全国艺联”。

    事实上,艺联早在一年前就被张九川宣告成立了,但知名度并不太高,它上映的6部片子总票房也比较凄惨,因此,大导支持是必要的。

    兰生就是这个大导。因为《一天》的宣传,全国艺联被见到了。

    谢兰生的内心深处十分期待最终效果。

    因为艺联在全中国一共只有100块屏幕,谢兰生的心里清楚每日票房最高108万——假设一天放映三场,平均票价36元,这还必须常常爆满。但是,艺联是走长线放映的,每部电影上映四个月,他的《一天》最终票房也未必会十分凄惨。

    如果《一天》结果不错,那就说明文艺电影长线放映这条路是走得通的,未来的文艺导演就多出了一个选择——可以全国公映,也可以艺联发行。对于目前即使可以全国公映也最多有0.5%的排片、一周的时间的文艺片来说,选择艺联未必不好,更不要提80%根本无法进电影院的文艺片了。

    …………

    公映日逐渐走近。

    这天是2月21号,电影公映的前一天。

    可是兰生却并没有忙活《一天》的公映,一大早,他先跟四月份就要举办的北京国际电影节的负责人见了个面,用自己两座金熊一座金狮一座银狮的身份讲讲大电影节如何运作,并给对方一些建议。这见面是负责人先提出来的。

    “嗯,”某家茶馆的包间里,谢兰生给自己斟茶,说,“我认为,一定要牢牢记住电影节的举办初衷,千万别把吸引眼球当作电影节的最大目的,它应该是电影爱好者们的一个盛会。铺上红毯、邀请明星,这样一个电影节的影响力是不会大的。”

    “谢导的意思是……?”

    “北京电影节要想跟东京釜山等等竞争,要重视它发掘的世界各国年轻导演,并介绍他们给全世界,甚至可以设立基金,让电影人远赴中国;它要让电影人们可以彼此沟通、交流,现在的北京电影节甚至没有一个可以让导演们聚会social的场所。还有,我1991到都灵的第一天就收到了好多餐券,这让我了解了当地,喜欢了当地。通过这些,别国导演可以进入中国观众的视野,以后中国电影也能通过‘潜力股’被传播出去。”

    “嗯嗯……”对方拿出手机来记。

    “还有啊,”谢兰生又道,“电影节是教育当地电影观众的好机会。大家不是堪堪只有大牌明星可以看看,他们还有电影可以看啊。在法国,一个很小的电影节也会组织初高中生们参加影展上的活动,还从中牵线搭桥,让学生采访导演,让大家热爱电影,甚至将来从事电影。”

    “嗯嗯嗯……”

    “还有,既然叫‘国际电影节’就要有国际化视野。我们要有明确定位,是以柏林为方向,还是以戛纳为方向,还是以威尼斯为方向,抑或是以多伦多为方向?主推什么电影片子?不能只有明星明星,也不能商业片、艺术片一股脑地堆在一起。北京、上海的电影节其实可以区分开来。”“另外,电影节以电影为止,对参展的导演、明星,我们记者经常只问‘最喜欢吃的中国菜是什么’等等,有些尴尬,我还见过志愿者们离开岗位求人签名,很不专业。”

    “嗯嗯……”

    谢兰生说:“总之,在电影节的明确定位、中外电影彼此交流、对民众的教育、培养,对导演的介绍推广等等本质的东西上,北京国际电影节、上海国际电影节都有极大的改进空间,不解决这些东西永远无法产生影响力。”

    负责人听过以后长长地叹了口气:“谢导,我见过了很多导演,您说的是最硬核的。”

    “哈哈,能帮忙就好。”

    “您是真的……”

    “嗯?”

    “没事。”负责人刚想起来了一个圈内坊间传闻:人人都爱谢导,见过他的都被他收服了。虽然他在观众当中一直以来争议不断,有人说他的片子好也有人说他的片子烂,有人说他正能量也有人说他负能量。

    之后,谢兰生又向对方请教了些问题。

    其实兰生也想自己建立一个独立影展,可以打青年影展的旗号。目前,只有西宁那个影展如火如荼越办越好,但谢兰生想办一个电影定位跟它不同的。因为2014年北京影展被停办,抗议的人还被关押,这次,他在几个偏远省份走了一走、问了一问,其中几个很支持他,但全部都明确表示参展影片必须过审,还说省里可以配合,在电影节举办之前把电影片迅速审审,让电影节如期进行,谢兰生挺无奈的。

    他还是觉得审查尺度太紧了。

    …………

    告别北京国际电影节的负责人,谢兰生跟电影局的副局“川局”又见了见。

    对着川局,他再一次表达出了他对审查的建议:希望审查委员会能削减管理者的人数,增加从业者的人数,这里从业者既包括导演、制片、影评人、策展人、记者,也包括文化社会学的学者、儿童教育专家,甚至可以参考欧美,还包括平凡人,尤其是带子女的平凡人。也就是说,削减行政管理的成分,增加行业自治的成分,同时促进审查人员的年轻化、“无罪化”,别总是秋后算账,“谁给过了就等于谁犯错了,就等于谁觉悟不够高了”。在这样的机制之下,从业者从专业角度阐释电影说服其他人,争取更多行业自治,而不是行政管理。

    他还是觉得现今标准太严太严了。打个比方,商业片中“负-面现象”必须已经被解决了、已经不存在了,“当下问题”不被正视。第二位拿“欧洲三大”的大导曾呼吁分级,电影局则回复他说“电影全部代表中国”,可问题是,中国就是这样复杂呀,因为复杂,才立体,才勾人。

    经常有人说导演们“摄制烂片还怨审查”“怎么xx能拍好片子,你不能?”兰生觉得十分无语。在正常的状况之下,总有一些人想拍或者擅长这个题材,也有一些人想拍或者擅长那个题材,百花争鸣。“a擅长拍某个题材,那bcde都应该擅长拍同个题材,他们要是拍不出来他们就是破烂导演”的逻辑完全是狗屁。

    …………

    到下午,谢兰生跟电影学院一个领导又聊了聊,同时还有加州大学的一个终身教授,研究娱乐法的。

    谢兰生想说,如果审查必须存在,那它未来发展方向该是“人治”变少,“法治”变多,可是,中国娱乐法、电影法这个领域一片空白。人才、教材完全没有,相关规定一片混乱,娱乐产业市场规模、法制建设并不匹配。美国娱乐法、电影法的研究则十分活跃,加州大学法学专业一直包含相关课程,也提供硕博学位,于是,谢兰生跟电影学院的大领导提了一嘴,政法大学、电影学院是不是能开设课程,培养人才,从法制的那条路来推动审查的前进,比如,完善电影公司行政诉讼的流程。

    中国2004年就开始草拟《电影产业促进法》,也是“文化产业第一法”,“文化法治第一步”,可据说,其中进展并不顺利,许多问题悬而不决,到现在也没出来[注]。

    他们几人想谈甚欢。看的出来,电影学院那个领导对增设“法学”也觉新鲜。目前,电影产业的投融资、版权保护等也要律师。

    再出来,谢兰生跟那个教授自然而然地继续聊。

    “分级目前并不现实,准备工作是很多的。”那个教授说,“首先,如果电影施行分级,各电影院如何保证少年儿童无法进去?能全做到吗?《未成年人保护法》的执行力度一直很软。这个部分不做推进电影分级无法实施。”“第二,目前中国电影盗版依然横行,十分猖獗,这个问题不解决掉电影分级还是不现实。第三……”

    “嗯,对,还有市场以及观众。”谢兰生说,“遥远将来审查、分级比较可能双管齐下。审查把握一些因素,分级负责另一些因素,比如暴力,一个官方控制,一个民间控制,这样不少内容就能上了。不过,中国电影没好莱坞几十年的成熟机制,好莱坞的大制片厂出品10部保证不亏,可咱们……现在,如果审查的基础上再加分级等等东西,每部电影市场更小,电影公司盈利更难。准备工作也包括这些。”

    “是……”

    兰生其实并不认为电影可以真正自由。相反,他早清醒而又悲观地认识到一件事情:它始终在政治当中,无法挣脱,艰难求生。

    美英法等没有审查,可是人们可以发现,虽然它们没有外部审查,却有内部审查,或者说市场审查、自我审查。

    以美国为例。1900年左右镍币影院天天播放yh电影,针对下层美国观众,于是1908年圣诞期间纽约市长关停影院,随后,《一个国家的诞生》被一半的州强制禁映,整个邦统一标准在这时候提上日程。同时,yh电影横行市场,美国的反电影势力十分广泛十分强大,而制片厂迫切需要一个和解,在这样的环境之下,长袖善舞的威尔·海斯成立了“海斯办公室”,他帮片商与政府等进行周旋争取上映,并出台了个《海斯法典》,规定了不能拍的,用以讨好各州政府以及那些反电影派。好莱坞八大制片厂联合支持《海斯法典》,而因为八大制片厂垄断影院,中小片商不得不从,也就是说,“行业自律”是强制的。到了1948年,派拉蒙案打破垄断,“八大”剥离旗下影院,对《海斯法典》的反抗为成为了一个可能。而后,1953年《奇迹》胜诉,1960年,电视冲击电影行业,好莱坞的工业体系为了生存迸发能量,把“新价值”带进电影,不再遵守海斯法典,到1968年,《电影资源分级制度》正式实施。可随后,大制片厂一直包揽好莱坞的电影大片,自由主义与美国梦等“新价值”约定俗成,行业、市场无比默契,“反叛电影”观众极少。所以,这能叫作完全自由吗?谢兰生也不大清楚。

    总之,目前来看,比较现实的做法,一个是在审查委员会争取到更多席位,实现更多行业自治,一个是法律框架内规范化整个流程,实现更多法治管理,第三个是在各方面为审查+分级双管齐下做些准备,最后一个是,等时机到了,就全面推动审查转为分级,虽然似乎十分缥缈。

    在分手前,谢兰生跟对方教授又说到了资本问题。

    他们两人全都认为成熟机制是必要的。好莱坞的“电影预算=预售金额x3”“投资银行一把把投,而不是一个个投,吃市场不吃项目,因为最后总是赚20%”“保险负责超支部分”等等模式并不可行,因为那是独占了80%全球票房的好莱坞。不过,中国市场目前这些“对赌协议”“保底发行”让电影公司确确实实心急火燎狗急跳墙……

    再告别是六点钟了。

    兰生接到莘野电话。对方带着磁的声音透过听筒又传过来:“还不回来?明天下午《一天》公映了。”

    “回了回了。”谢兰生笑,“这就回了。”

    这一天,跟电影节的负责人谈,跟电影局的副局长谈,跟电影学院的大领导谈,跟电影发的教授谈,谢兰生竟不觉得累。

    挺莫名地,他想起《基督山伯爵》最后一段最后一句来了:

    【人类的一切智慧包含在四个字里:‘等待’与‘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