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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姚复是一个做任何事情都很认真的人。他对那些未完成的工作常常记挂在心,有时候就整夜思考如何完成工作。发生那天晚上的劫持事件后,他心里就多了一桩未了决的事,回家慢慢思索,他心情就觉得沉重起来,他感到此事有很多的疑团,使他陷入沉思。方振杰的死是怎么一回事,过去他曾经听人在闲谈中谈到过这一事件,有人认为是自杀,也有人认为可能是他杀,他听得如坠入云雾,朦朦胧胧,可今天,他看到了死者的儿子那张鲜活的、愤怒的脸,他忽然感到一个血淋淋的生命的震撼,仿佛听到冤魂的呼号。在另一方面,厂长被三个少年劫持的消息很快就在农机厂传开了,有人作很多揣测,怀疑姚复做了什么亏心事,使他感到自己说不清这件事,即便解释也未必有人相信,这些,都使姚复背负沉重精神压力。
姚复回到家后,妻子也听说这件事,就唠唠叨叨地埋怨他。一会儿说他不应该放走个孩子,一会儿说他有什么事情瞒住她,一会儿说他快点搞清楚事情真相,以免自己做人也抬不起头。姚复听得烦了,就恼火地说一声:“你少说两句好不好?我不正在想办法么!”妻子见他发火,就不做声地走开了。这时他忽然想起有个同他一起复员的部队战友,现正在县公安局工作,找他了解情况,可能会知道有价值的消息。
一天晚上,姚复吃完晚饭,就沿着凤城镇的一条通向县公安局宿舍的路走去,他要找他的战友伦德辉谈谈。伦德辉在部队时和姚复同一个连队,当时姚复是排长,伦德辉在姚复排里当班长。因为是同乡,伦德辉常常找姚复谈心,话家常,有时也暗示姚复在排里的事务中给予照顾,可是不知道姚复是没有听懂还是故意,在排里公开的讲话中还是不客气地点名批评伦德辉班的缺点,这使伦德辉大为不满。不过,姚复在生活上帮助伦德辉,曾送钱给伦德辉家人治病,这使伦德辉感觉到老乡的温情。姚复一边想起部队的往事,一边想着如何向伦德辉提起他忧心的事。
走进公安局的宿舍,那是一排平房,姚复敲敲一间房子的门,门马上就开了,姚复看到了满脸笑容的战友。“呵哈,是老排长来了!”伦德辉热情请姚复坐下,马上拿起暖水壶往杯子里倒水,但却倒不出水来。
“老战友,不好意思来打搅你。”姚复笑着说。
“哪里,哪里,请还请不来呢,你这个大厂长!”伦德辉摇摇暖水壶,“你看,我这个单身汉,没有老婆在身边,连开水也没有,你等一下。”说完,拿着暖水壶匆匆走出房间,到隔壁要开水。
姚复环顾房间,房子里一片狼藉,主人换下来的衣服堆满床上和椅子上,一张书桌凌乱地摆着书籍、纸张、饭盒等,房间角落里堆满垃圾。
伦德辉回来了,他给姚复倒上开水,开水里放上些茶叶。姚复便开始和伦德辉寒暄一阵,也谈了各人复员后的工作和生活情况。伦德辉微笑地听着,不时插话和哈哈大笑。
“我和你就不同了,”伦德辉声音洪亮地说,“你是大厂长,管理一百几十号人,老婆孩子又在身边,一个家乐融融;我呢,虽说是刑警队,还是个副队长,只有拼命干活的份,老婆还在山区镇教书,还带着女儿生活,日子难着呢,我现在只得单身一个。”一边说,一边摇摇头,“你说把老婆的调来县城,唉,谁不想?可是办法已经想了不少,但学校不放人,说是缺老师,这里的人事关系又不通。”
“是呀,想不到到了地方,人事关系竟这么复杂。”姚复也摇摇头。
“老排长,你看我这样,能不能,”伦德辉神秘地笑笑,“帮个忙,如果你在教育局有熟人,替我说说好话。”
“这个一定,”姚复说:“现在我对教育局那边还不熟,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一定会出力的。”
“哎,老排长,你一定有什么事要跟我说吧?”伦德辉问。
“是的,我真有件事想向你请教。”于是,姚复把前几天发生的被劫持的事以及事后自己的想法说一遍,在谈自己想法时,他把自己的一些分析和推测的意见都详细说明。伦德辉在认真听着,不时微微点头,听完了,他没有说什么,好像在思考着怎样说,这样,房间里静下来。
“这件事呀,”伦德辉慢慢地说,但又欲言而止,“我真不好意思说,这件事是我们刑警办的案子,案子仍没有破,仍在保密阶段,有些话我真不好说。”
“这我理解,”姚复说:“你们刑警办案有保密责任,但是,案子已经过去了10多年,你们还没有破案,而且,这是一宗涉及早期参加革命的老干部案件,他们夫妻俩解放前从香港来凤山参加革命,流血牺牲,现在夫妻双双去世,这对凤山,对他们的后代,总要有个说法吧?”
“这我知道,正因为关系重大,所以不轻易公布案情,”伦德辉忽然把话锋一转,“我说,老排长,你一个农机厂的厂长,这事跟你有什么关系?个学生把你劫持,完全是一场误会,时间一长,事情就清楚了,你有必要去对案子寻根问底吗?”
“我不这样看,德辉,”姚复回答,“你记得在部队时,我就是一个好打不平的人,对连队的一些做法,虽然同自己排无关,也向连部提出意见。这件案子关系我们凤山县,如果搞不好,可能就是一件天大的冤案,谁能不关心呢,我自己是凤山人,我不能够容忍杀人凶手逍遥法外,无辜的英烈死于非命,先烈的后人蒙受不白之冤,德辉,你说错了,这件事同我无关,是指同我的个人利益无关,但是,我作为一个凤山人,这件事就同我完全有关。”
“这件事的确有复杂性,”伦德辉有点窘,“我也是后来才接手这个案子,有些情况我真不好对你说。”
“难道你对老战友也信不过?德辉,”姚复口气强硬地说,“起码你把一些主要的情况告诉我,我是一个党员,难道还不懂得保守秘密?”
“这……”伦德辉有点犹豫,面对曾经帮助过他的战友,听着他说的那些无可反驳的话,竟然无言以对。但思索片刻,伦德辉还是做出决定,“老排长,这样吧,你答应我两个条件?”
“你说,我会答应的。”
“第一,我向你说出案子的案情,你一定要保守机密,如果你在紧急时需要说出案情,那就千万不能说案情来源是我说的;第二,我说出案情后,你不能插手调查、过问、追究这个案子的案情和有关人。”
“第一条我同意,至于第二条,”姚复也停下思考。
“如果第二条你不同意,就恕我无可奉告。”
“那好,我都同意。”
于是,伦德辉开始说出方振杰坠楼案的案情。他讲述案发时的现场勘察情况,尸检情况,以及向证人所作的调查笔录情况。姚复在聚精会神地听着,还不时发问。
“从各方面的情况来看,这个案子很难做出结论,”伦德辉说,“如果说是自杀,从当天晚上方振杰与冯部长的谈话来看,方振杰在得知自己被怀疑叛变时,已经向组织作了申辩,并且提出姚石叛变这一线索,他应当会等待组织调查清楚事实,以还他一个清白,这种情况下他无须自杀。从案发现场来看,五层楼的楼顶上没有方振杰留下的遗书或者其他文字,而楼顶间除了一张平时供值班人员睡觉的床外,还有一张书桌,书桌旁还存放着很多一捆捆的办公用的表格和纸张。可以说,当天晚上1点钟方振杰来到这个楼顶间的时候,如果他要自杀,在这么方便地取得纸张和坐下来书写的情况下,不可能什么文字都没有留下,即使说,没有自杀的动机和痕迹。”
“那么他杀呢?”姚复问。
“至于他杀,现在也很难做出这一结论。从现场看,没有任何搏斗的痕迹,甚至连楼顶间的门也没有损坏,楼顶间也没有留下可疑的脚印或指纹;至于门外的栏杆和墙之间的过道,因为当天深夜点到点钟下着大雷雨,什么痕迹都会被雨水中洗干净了。现在值得怀疑的只有一条线索,那就是当天晚上送方振杰到五层楼的组织部办事员姚福金……”
“谁,你说谁?姚福……”姚复惊异地问。
“姚福金,当时是组织部的办事员,现在是组织部干部股的股长。听冯部长说,当天晚上方振杰与冯部长谈话时,姚福金在旁边作记录,他知道方振杰提到他父亲姚石是叛徒,究竟有没有这种可能-姚福金杀人灭口,这很难确定,因为事后在调查姚福金当天深夜行踪时,姚福金说,送方振杰到五层楼后,自己就回到宿舍睡觉了,并一直睡到天明。但是这宿舍住有两个人,公安调查另一名同房人的时候,那同房人说,那一天他刚好下乡去了。”
“姚福……姚福金,”姚复在沉吟道,忽然他似乎明白了什么,“对了,那个孩子误会我的原因就是我是姚复,这个复不同那个福,咦,这些孩子怎么会知道这个?”
“这不奇怪,肯定是大人告诉的,可能是方振杰的妻子曾经告诉她的儿子方南,但可能没有说清楚名字。”
“那为什么不追查到底,特别是那个姚福金?”
“我也是60年以后才参与这个案子,姚福金的问题主要是没有证据,你能把他怎么样?而且,他似乎有后台,做官一路顺风。”
“什么后台,他能一路升官?”
“这我就不知道了。”
“姚福金的父亲姚石怎么样?”
“五年前就病死了,人一死,就没有人去调查他的历史问题。”
“那么,关于方振杰在参加革命前的历史,特别是在国民党军队的历史,现在怎样?”
“问题已经查清楚了,方振杰在国民党军队的时候是倾向革命、倾向地下党的,已经有人证明他没有历史问题。”
“啊,是这样。”姚复点点头,然后又抬起头,望着伦德辉,“难道就再也没有调查的线索的吗?难道这个案子就这样一拖再拖地拖下去吗?德辉,你说!”
“这个案子是局领导亲自抓的,并不是我们这些侦察员想去查就查,想去抓就抓的,其实我接手这案件时局领导已经决定暂停调查,我们只能照办。”
“照办?你不能向领导提出建议吗?”姚复情绪激动起来,他站起来,“怎能容忍,这样一个沾着老干部鲜血的凶手在逍遥法外,还在升官,作为有良心的凤山人,谁能够容忍?”
“你别激动,”伦德辉对姚复摆摆手,“坐下来,别激动。你说的对,我们都是有良心的凤山人,但是,讲事实要有证据,有些话不可随便说。”
“证据?对了,证据就靠你们去调查!你们这样畏畏缩缩的,能查得出证据吗?”
“算了。我不跟你吵,你要理解我们。”
“那你们理解死者的家属和孤儿吗?”
谈话演变成为争论,经一番双方口舌争执,最后争论结束,姚复气鼓鼓地离开,伦德辉送他到宿舍大门口时,说了一句:“记住你的保证!”
姚复不回答他,只是嘴里哼了一声,头也不回地走了。(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