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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1)捐赠
这是书院藏书的主要来源。向书院捐赠图书，是历代的传统，尽管捐赠图书的多少不等，捐赠的目的各异，但它们为丰富书院藏书作出了重要贡献。
至清，统治者一开始实行严酷的文化禁锢政策，他们害怕书院的自由讲学之风会撼动其统治基础，对书院的活动严加控制。到乾隆、嘉庆年间，或许考虑到书院影响久远，禁不如疏，
统治者又改变文化控制的策略，转而大力倡办书院；加之清代的学术重朴学，考据需要广搜异本、比勘众家，对文献的需求量极大，书院藏书又逐渐兴盛起来。清代的书院藏书事业，超过以往的任何一个朝代，主要原因是兴朴学，重经史，更有朝廷赐书和官员赐书，再加上自行刻书的越来越多，书院藏书一时蔚为大观。后来随着封建制度的迅速崩溃，书院制度也慢慢解体。光绪二十七年(一九零一年)，将书院改设为学堂，省城设大学堂，各府合直隶州改设中学堂，各州县改设小学堂，并多设蒙养学堂。于是，从唐朝兴起的书院，至此算是基本结束了。所有书院藏书便陆续为各地图书馆所接收。只有极个别的书院(如沈阳的萃升书院)延续到20世纪20年代。书院既以拥书讲学为务，无书即不成书院。因而历代书院都比较重视藏书，无不以藏书浩富为荣。只是限于环境和条件，在藏书规模上有大小的差别而已。书院藏书是书院教育不可或缺的重要条件。图书的收集、整理与流通，始终是为着书院的讲学活动而服务的。综观中国古代书院的发展史，可以看出书院教育事业的兴衰与书院藏书的发展是息息相关的。
3、藏书起源
建立丰富的书院藏书，需要经常不懈地搜求和积累，更需要广辟书源。北宋郑樵最早提出了书籍访求的八种方法，对历朝图书采访工作影响较大。总结起来，书院藏书的来源一般有以下几种。
(1)捐赠
这是书院藏书的主要来源。向书院捐赠图书，是历代的传统。尽管捐赠图书的多少不等，捐赠的目的各异。但它们为丰富书院藏书作出了重要贡献。
a、皇帝赐书
皇帝赐书一直是书院藏书的主要来源之一。书院往往是思想比较自由之地，统治者为了控制文人士子们的思想，也为了笼络人心，达到维护封建统治的目的。经常赐书给书院，所赐多为代表正统思想的御篡、钦定和官刻的经史类图书。宋代著名的四大书院都得到过皇帝赐书。如“淳熙八年(公元一一八一年)，朝廷赐白鹿书院国子监经书。”
御赐也有三种形式。
一是自动。
二是疏请，如，宋代咸丰二年(公元九九九年)，湖南岳麓书院的李允，上疏奏请朝廷赐书，结果皇帝赐予《九经义疏》等五种图书。三是用公银购买。在封建社会中，“率土之滨。莫非王土”，国家的公库也就是皇帝的私人产业，动用公银当然也是一种御赐。
b、官吏赠书
地方官吏为了博取文雅。以正教化，常常捐书给书院。书院有时也出面向官员、地方乡绅募集。如安徽中江书院的《募捐书籍并藏书规条》，白鹿、岳麓书院等也都有类似条文。这种捐赠从宋代到清代一直络绎不绝。如前述唐代义门陈衮，曾聚书数千卷，在德安县建义门书院。南宋时，朱熹将自己所藏《汉书》四十四部送白鹿洞书院。“以备学者看读”。清代康熙年间，学使王思训。捐资购买经、史、诗文数千卷给南昌豫章书院，雷州知府黄锦赠书五千余卷给雷阳书院。
c、私人赠书
书院的实质是一种私立学校，其设施包括藏书，往往靠书院主持者的私谊来获赠。如朱熹《跋白鹿洞书院所藏〈汉书〉》云：“熹既为刘子和作传，其子仁季致书，以其先人所藏《汉书》四十四通为谢。时白鹿书院新成，因送使藏，以备学者看读。”《岳麓书院史略》载：“咸丰初年，太平军攻打长沙，书院藏书荡然无存。战后，院长丁善庆积极着手恢复藏书，带头捐献《御制日讲四书解义》、《御定佩文韵府》、《十三经注疏》、《困学纪闻三篇》等八六二卷，因此带动士绅学士纷纷捐献。”私人赠书因捐赠时间、捐书者个人地位、学术水平、兴趣爱好等不同，而显得丰富多彩。有的学者捐赠个人新著，这些都对书院开展学术交流，提高研究水平极有帮助。
(2)自己购置和刊刻
书院自己购置和刊刻图书。历代封建统治者，为了维护自身的统治，多鼓励设置书院，并分拨学田以维持。书院经营着产业，以产出支持着自身的文化活动。有能力自行购置和刻印图书的书院，其藏书一般数量多、质量高、品种全、内容丰富、独具特色。
a、书院购置书籍
书院藏书服务于教学，一般不会购买巫医卜卦种树之类的书，也不像藏书家刻意追求版本齐全或古稀版本，而是根据自身需要、经济条件，围绕教学内容有选择性地购买。“所购各书，大半官局新印，纸质坚韧，可以经久”(《大梁书院购书略例》)。岳麓书院曾苦于“经籍缺少，又遣其徒市之京师而负以归。”有的书院地方僻远，尤其是清代，书院分布极广，一些偏远地区的书院在当地无法购得好书，就派人到江南等地购书。如《碑传集》卷七十一载：冯光裕“好礼士大夫，……蕺贵山书院，取诸生文行优者肄业其中，僻远无以得数，遣官之江南，购经史群籍数千卷，俾纵读之。”书院藏书也注意藏书的复本量，补充缺本。
b、书院刊印书籍
宋代发明了刻板印刷术，书院大大利用了这项技术。书院又是文人与学者聚集的地方，他们能对自己所刊刻的图书反复校勘，因此能出版质量很高的图书。另外，书院刻书业的发达与理学的发展密切相关。从宋代开始，各代书院大部分都是研究和讲解理学的场所，加之科举制度的成熟和发展，儒家经典也就成为读书人的主要教材。“四书”、“五经”是通用教材，宋、明理学大师们的著作、讲义、语录、注疏等都成为学人们必备的重要文献，需求量越来越大。加之，各代统治者为了加强控制而鼓励书院的设置，有时分拨学田以充资本，书院通过各种经营活动，也获得了一定的刻书经费。如南宋丽泽书院刻司马光《切韵指掌图》，严州钓台书院刻《通鉴纪事本末》；而元代书院刻书更有过之而无不及，如南山书院刻《广韵》，宗文书院刻《五代史记》，其中以西湖书院、武溪书院为著名。明代书院刻书以白鹿洞书院、崇正书院、东林书院等为著名，特别是无锡东林书院的藏书、刻书，多是经世济国之学，为海内学人所器重。清代书院刻书达到了历史的最*，其中以广州的广雅书院、学海堂书院，成都的尊经书院等为著名，它们刻印的书籍，不但补充本院藏书，而且畅销全国。
c、书院抄写书籍
宋初的书院有手抄经文的日课。南唐时的刘式在白鹿洞读书时，曾手抄过《孟子》、《管子》等书。这只是一种拾遗补缺的作法。(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