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谁之罪

徐井才 / 著投票加入书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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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9年8月2日,当爱因斯坦得知希特勒已经下令研制原子弹的时候,希望美国能够先于纳粹德国造出原子弹,于是,就给美国总统罗斯福写了一封信。以下是爱因斯坦给罗斯福的一封信的部分内容:

    总统先生:

    最近,费米和西拉德两位教授曾把他们的一些研究报告,以手抄本的形式送交我们。这些报告使我们深信:不久的将来,铀将成为一种新的并且是极为重要的能源。根据目前某些方面的情况来看,我们政府应该在这方面及时警觉,同时,在必要时得采取迅速行动。因此,我认为有责任提醒您注意下列的一些事实以及我的劝告:

    在过去的四个月,由于法国的约里奥·居里和美国的费米及西拉德的努力,使得在大量的铀中能够引起一种链式核反应,大有实现的希望。在这种反应中,能产生极大的能量,同时也会产生大量新的像镭一样的放射性元素。现在我们几乎可以确定,在不久的将来就能完成这种反应。

    这种新现象同时也提示我们,可以制造一种新型炸弹。虽然把握较小,但这种想法还是可信的。一颗这样的威力极大的新型炸弹,可以用船舶将它运送到一个港口,并予以引爆。它的力量足够炸毁整个港口四周的一些地区。然而,可惜的是,这些炸弹的重量太大,不便于空中运输。

    ……

    这样看来,也许您会想到,政府行政机构与在美国致力于链式反应研究的科学家之间,最好能有一些密切的联系。要达到这种目的的可能办法是您把这项任务委托给一个您所信任的人。

    ……

    据我所知,德国人事实上已经停止出售他们接管的捷克铀矿开采出来的铀了。他们之所以会这么早就行动,主要是由于德国副国务卿的儿子冯·韦斯里克任职于柏林威廉皇家学院,而这个学院里的铀的研究工作,正在反复地进行着。

    您的十分忠实的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

    1939年8月2日

    爱因斯坦签署的信是拟好了,可是要把信送到总统手里,并说服当权者将巨额投资放到一项没有把握的冒险的浩繁工程上,不是轻易能做到的。十个星期之后,这封信终于被送到了总统的手上。这时候,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在欧洲爆发了。

    总统考虑之后,将自己的随员沃特逊将军叫来,指着信件说:“对此事要立即采取行动!”行动马上开始了,潘多拉的魔盒终于打开了!

    1945年夏天,爱因斯坦像往年一样,正在纽约州萨兰那克湖畔的一座别墅里度暑假。

    8月6日下午,爱因斯坦下楼吃茶点。这时候,秘书杜卡斯正在客厅里等着他,脸上很沉郁。

    爱因斯坦没有注意到这些,他拿着自己的长烟斗,朝沙发走去。

    “今天早晨,一架B29轰炸机在日本广岛投下了原子弹。这是无线电里刚刚广播的。”杜卡斯低声地对爱因斯坦说。

    “喔!”爱因斯坦痛苦地喊了一声。爱因斯坦的双脚,像是钉死在地上了。

    杜卡斯走过来,扶他在沙发上坐下。

    爱因斯坦坐在那里,像一尊大理石雕像一样。几秒钟过去了,他一动也没动。在他思想的大海里,风暴来临了。两天之后,长崎又遭到了第二颗原子弹的轰炸。一个个耸人听闻的大标题,出现在了报纸上:“广岛已成焦土!”“长崎将成死城!”有人开始把爱因斯坦叫做“原子弹之父”,因为他的公式E=mc 2,奠定了原子弹的理论基础;因为他写给罗斯福总统的那封信,开启了原子弹研究和制造的进程。“原子弹之父”这个称号有多少光荣,又有多少耻辱!E=mc 2,这个伟大的公式,第一次活生生地呈现在全世界面前了。然而,E=mc 2,这个伟大的公式沾着鲜血,蒙受着巨大的恐怖。“轰隆”一声巨响之后,天空中就会出现一个大火球,它比一千个太阳还热,比一千个太阳还亮。这一千个太阳没有给人世间带来温暖和光明,却在世界上投下了一千个阴影。

    广岛和长崎的悲剧使爱因斯坦深感痛心。安东尼娜·瓦朗坦和爱因斯坦有过一次谈话,其中就涉及这个话题。

    我的作文素材

    科学所造成的负面影响,是爱因斯坦最不愿看到的。

    爱因斯坦将那双炯炯有神的眼睛转向安东尼娜,说:“实际上,我起了一个邮箱的作用。”

    安东尼娜说:“然而是您揿了按钮。”

    爱因斯坦听到这里,迅速转过脸去,从窗户眺望荒凉的山谷和一片被古老树丛遮住地平线的绿色草地。然后,爱因斯坦注视着树梢,低声若有所思地、一个字一个字地说:“是的,我揿了按钮……”

    爱因斯坦在呈交给罗斯福的信件上签字并不是打开潘多拉盒子的钥匙。但是,爱因斯坦的参与,尽管是最低限度地参与组织分裂铀的实验工作,以及他后来为反对把原子弹用于战争的非常积极的斗争,却是时代的突出的表征。

    不仅因为爱因斯坦发现了质能关系式,相对论在当时已成了某种远离人们生活、兴趣和希望的东西的象征。同时,它又是最激动公众兴趣需要的对象。现在,直觉地确信爱因斯坦的观念不仅在理论上重要,这一点开始得到证实。人类已接近这样一个历史关头,因为科学成了人类最光明的希望和最阴森的忧虑的根源。

    原子弹悲剧只是最痛苦地反映了爱因斯坦很久以来就为之苦恼的事。他对世界上存在的一切罪恶都具有一种个人的责任感,因而能够深刻地体验到非理性地和破坏性地利用理性成就所造成的许多世纪的大悲剧。

    在对抗性社会里,理性的果实可能被毒化,而且每一种科学思想、世界内在理性的每一种发现都可能成为非理性势力的武器。爱因斯坦坚持认为,自己并不是相对论的创立者。原子能本身并不威胁人类,新的自然力的滥用才会威胁人类。原子核链式反应的发现,正像火柴的发现一样,不一定会导致人类的毁灭,但是我们必须竭尽全力来防范它的滥用。问题的焦点就是以健全的社会理性来防止把科学发现用于侵略和破坏的可能性。爱因斯坦相信,终有一天会彻底解决这个老问题,社会在理性原则基础被改造,并会为人们的利益而充分利用科学上的发现。

    可是,这种信心照例没有消除悲剧,也不允许爱因斯坦忘记,昨天在广岛发生过的事,明天还可能在其他城市发生。这种信心也没有使爱因斯坦摆脱对科学利用的路子所负的道德上的责任感。

    爱因斯坦一辈子都不能容忍社会的矛盾,甚至一分钟也不会忘记这些矛盾,不会降低到社会和道德的冷淡和日常生活上妥协的地步。

    我的作文素材

    爱因斯坦的认识总是一针见血。

    1946年5月,爱因斯坦同爱伦堡谈过原子的弹悲剧。爱伦堡记载下了爱因斯坦的某些看法,其中包括对原子弹的看法。爱因斯坦认为特别可怕的是,在美国,有许多人并没有把广岛和长崎的毁灭同对地球上出现人之后十万年中积累起来的道德理想和文化珍品的担忧联系起来。爱因斯坦认为,忘记此事是对文明的最大威胁。爱因斯坦比同辈人中任何一位自然科学家都更深切地经受过科学被用于军事侵略的悲剧。直接参与研制原子弹的人也许更尖锐更痛苦地经受着广岛的惨祸。

    对爱因斯坦来说,问题不仅在于一系列的核研究,其实他本人并没有参加这些研究,而在于整个科学。从另一方面说,美国原子能机构的活动最突出地表现了科学对非理性势力的依赖性。从军事部门、工业康采恩以及依赖于它们的大学和研究所的各种会议记录中,可以隐约地觉察到同一个非理性的恶魔。这个恶魔现在不诅咒科学,但是它迫使科学为它效劳。

    爱因斯坦从抽象思维的顶峰看到,整个科学都陷入了对和无私地为真理服务格格不入的、敌对的阶层的严重依赖中。对爱因斯坦来说,科学是为某种超个人的和理性的东西服务的自由思想的同义语。科学为实际利益服务,不仅不违背自己的理性内容,并且以最充分的方式实现这个内容。如果实际利益是根据理性和科学,因而是根据真理和正义合理地改造社会和自然的话,合理的、和谐的社会实践乃是自由的与和谐发展的基础、合理的思维的基础。这种认识就是爱因斯坦战后极力反对原子弹威胁的全部理论基础。

    我的一句话感受

    广岛和长崎的毁灭不是最可怕的,可怕的是这样的悲剧还将再度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