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五彩缤纷的世界

朱枸 / 著投票加入书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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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前在书上读到一段话(好象是崔永元先生写的),说少时候最怕的事情,其中有一件就是:最怕有美帝和苏修的特务藏在自己的床底下,不仅莞尔,看来真是同龄之人,感受都没有什么两样。朱枸先生小时候不单怕特务,还有一样最怕的,那就是鬼。在黑夜里,觉得不但床底下有鬼,看起来到处都是鬼。

    少时候几乎没有什么娱乐,除了跟生产队的孩子玩玩捉迷藏和玩打仗外。当时的小孩子多,一个生产队起码有几十个,于是我们就一个生产队的跟另一个生产队的比赛起来,就是当地著名的游戏“点砰砰”——以一间屋子为界,两边的人员相当,一一站好,不用裁判,“一二三”过后,大家或躲或进攻,悉听尊便。但是,一旦被对方发现,对方喊“砰宝钊老四”——宝钊老四就是我,这是特定的称呼,不是“宝荣老四”或者“宝光老四”,于是我得“死”了,讪讪地到旁边等候,我也绝不会赖账,不愿“死”,就像现在的公务员一样,死了好多人,还好意思“丧事喜办”。还有就是在夏收和秋收以后,把稻田的禾苗根拔出来打仗,那是一个很惊险、刺激的游戏,一旦被砸中,身体脏了不说,还疼痛难忍,不过非常有趣。你想象,在旷野中,在半湿的稻田了,几十个孩子呼啸着你追我赶,是何等壮观的场面?但是,现在的农村孩子都被锁在电视机旁,收割后的田野,像死了一样寂静。

    晚上的唯一娱乐就是听老人“讲古”了。那时候,几乎每个村都有一两个出口成章,一肚子故事的老人,一讲就是半夜。几十个大人小孩都聚集在他的周围,十分热闹。但是现在这样的老人,这样的场面已经没有了。那时候讲的故事都忘记了,记得的全部都是鬼故事,听着听着,毛骨悚然,连走开一步到树根底下撒泡尿都不敢了。那时候最令人难忘的是一个弹棉被的,他走村串户,是个老江湖了。如果他没有一肚子故事,一个人干活是非常寂寞的,所以,他的故事特别地多,特别地吓人,并且说起有跟有据,点名道姓,比如说:白碟大队的潘老五的父亲,在什么时候在那里遇到了一个女鬼,让人觉得像真的一样,听了脊背发凉,但又不愿不听。

    有一段时间,村里还流行“请碟仙”,我们叫做请“簸箕神”。用新鲜的竹子编织成簸箕,,前端插上一根竹片,然后在桌子上敷一块干净的布上,再在布上敷上一层木薯粉,然后,大家用柚子叶泡过的水洗手,端站在桌子的前面,由一个老人口念咒语,然后双手捧着簸箕,让那竹片在木薯粉上滑动,根据人们的提问,在上面写成字。有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神居然通过书写,让我捧那簸箕,然后大家在问:欧玉池未来的老婆姓什么的?是那个方位的人?欧玉坤要几岁才能娶老婆?等等。我清楚地记得,那簸箕真的就在我手中动了起来,七拐八拐地写成好多的字,让我十分的震惊。当然,我也问了,我问:大神你看看我能不能考上大学?但写了什么,我却是记不得了。后来,有政府人员出来辟谣,说,簸箕之所以会动,其实是拿簸箕的人的心理作用,使手发抖,所以就动了。

    听了太多的神鬼故事,就觉得这个世界真的是很神奇,很神秘,就开始想象这个世界的真实模样。我记得我的思考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我开始从各种渠道寻找答案。我六岁开始读书,是自己强烈要求去的。到读小学二年级的时候,我就把哥哥姐姐们留下来的书全部看了一遍,尽管很多字还是不认得。还有四本书是我永远都不会忘记的。一本是连环画《我的大学》,高尔基跟一帮工人在做面包,在揉着一条条像猪肠子的面粉条——那时候我们还不知道什么叫面包,从没见过,也从没听过。还有两个词一直不明白,直到初中以后,那就是“罢工”和“公共汽车”,“罢工”我一直念作“摆工”,我实在想不出“摆工”是怎么样的,“公共汽车”也是我到了初中才认识到。另一本就是《林海雪原》,厚厚的一本书,我连看了几天,全部看完了,看后非常新奇和震惊,尽管不是很懂,其中几句话就永远地印入脑海了,一是“天王盖地虎,宝塔镇河妖”,一是“脸红什么?”、“精神焕发。”“怎么又黄了?”“防冻涂的腊。”还有,那个“屯”是什么意思,我一直弄了好多年才明白,那是“村”,就是生产队的意思。再有一本就是《猎神》,是一本小说集,里面的很多故事都忘记了,但有一个情节至今难忘,说一个老猎人发烧了,一个医生给他几颗退烧药,他就放在枕头边,希望它会使自己退烧,我不知道这书是谁写的,他一直备受我的崇拜。第四本就是《******选集》第五卷,里面有一篇关于“第三世界大战”的文章,让我们非常激动和恐慌,一帮小朋友一直议论着,第三次世界大战会什么时候爆发,美国佬什么时候会打到我们这个地方,如果打到了,我们躲去哪里?是十五冲(地名)、还是夜鬼冲(地名)。

    于是,为了防御第三次世界大战,我们开始在村子的周围大挖防空洞,几乎到了狂热的地步。那时候,村子周围起码有几百个大小、深浅不一的防空洞,最深的有十几米,里面高达两米,是几个读初中的大孩子带着人挖的。我记得我自己就带弟弟挖了三个,其中一个就在我家房子的背后,深达三四米。有一段时间,我们简直是如痴如醉,沉迷其中,甚至不惜逃课,为此挨了父亲的不少棍打。

    但是,对于我们来说,没有比放电影更高兴的事了,那简直是盛大节日。电影多是在学校操场放的,当天晚上,我们放学后,早早做了晚饭,然后马上来到学校,守在教室门口,等着老师开门——我们要抢教室里面的凳子啊!抢到的,欢天喜地,抢不到的,一脸沮丧,只好坐地上了。入夜时分,在四周的山路上,来看电影的人打着火把跚跚而来,宛如一条条长龙,要多壮观有多壮观。然后,我们还要去看发动发电机,这神奇的东西让我们目瞪口呆,它居然能发电来放电影!我对它充满好感,直到今天,我只要一闻到汽油味(纯汽油味,非燃烧后的汽油味),就有一种很亲切的感觉。那时候最喜欢看的是战斗片,如果一看到片头直放光芒的五角星(八一电影制片厂),那肯定是战斗片,我们看的就是热闹,反正我们也听不懂说的是什么(在高中之前,我们都没学过普通话),不过有一句话是听得懂的,那就是《南征北战》敌人军官说的那句:坚持最后五分钟!我们一直学着,讲得很顺口,那是我最早讲和听得懂的普通话,第二句普通话也是从电影学来的,《决裂》里面的打铁匠江大年,去读大学时,一个教授在讲台上讲:马尾巴的功能,于是我们又学会了“马尾巴的功能”。那时候看电影还闹笑话,有个小孩子,看见电影里打了那么多子弹,子弹壳直飞,所以,一等电影散场,就缠着母亲到银幕底下找子弹壳——哪里会找得到?可是那妇女也不懂,说,有条卵毛,我们来迟了,都被人捡光了!后来就形成一个歇后语,叫“老林捡子弹壳——有条卵毛”,在我们村一直说到今天。这个典故在我的长篇小说《西河简史》里提到,我觉得很有意思的。当然电影有时侯不在学校放,而在大队或者别的大队放,于是一些大点的小孩还是成群结队去的,不过我没得去,也是很热闹的,很多年轻人就在看电影的路上修成爱情正果,那是题外话了。

    电影给我们打开了一扇通往外界的大门,什么汽车、电话、大楼在我们的眼里充满的神奇,山外的世界开始令我们向往。不过除了治病的一次,我8岁前都没有到过大队以外的地方,那时候到一次大队已经是非常了不起的事情了,去那里要走一个多小时,要路过一张大水库,传说那里有鬼,所以不是谁都敢去的。要去公社,那就要等赶集,路途很远,要走路将近3小时。所以一般是早上出发,到了那里忙完事又要回来了,时间很紧,一般大人是不会带小孩子去的,嫌他走得慢。于是,我们这帮小孩子就只能盼望着去赶集的家长回来——我们叫做等“趁圩佬”,因为他们回来大都买了东西回来,有时候是甘蔗,有时候是玉米,有时候是糖果,都让人兴奋不已。我父亲当时在信用社代管我们大队的帐户,每个圩期必去的,但他极少带我们兄妹去,因为他没有时间陪我们逛街,怕丢了我们。有一次他带我七姐去,果真就丢了,在街上直哭,人们纷纷问她父亲叫什么名字,七姐说:叫三叔——我们叫父亲都叫三叔。再问叫什么名字,她依旧说:叫三叔,惹得人家大笑,并在我们生产队传为笑话。再大一点的时候,他也不给,后来他见我磨得急了,就说,你不去,我给你买小人书回来。我那止是高兴,简直是狂喜了!后来这几成规矩,只要他赶集,我就闹,我一闹,他就帮我买一本书,我记得,他买的第一本小人书叫做《鱼岛怒潮》,第二本就是《飞鹰崖》,一年后,我已经有了整整一箱的图书,我的文学启蒙应该就是那时候开始的——我非常感激父亲,在那个年代,他不到10元工资,但买一个月竟然帮我买4到5本书,价值1到2块钱。现在我领1000元工资,但我是舍不得每个月拿100—200元给我女儿买书的。

    我以前一直认为自己是个苦孩子,没有快乐的童年,特别是跟城里的孩子相比后,直觉得自己出生在农村简直是不幸。后来我将我的这些经历讲给他们听的时候,他们面露惊讶,充满羡慕:原来你们的童年过得那么有趣啊?相比之下,我们真是白活了。所以,在以后,只要自己遇到什么不如意的事,就回过头来看看,寻找一些可以感动自己的快乐,使自己有勇气继续前行。其实,人的一生,尽管他是多么多苦难,只要你善于发现,还是可以发现其中也藏有很多的快乐的。就像我充满寒冷、饥饿和死亡的童年,同样有难以忘怀的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