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厉震林
一
历史进入近代社会以来，科技一次次以自己的力量改变人类的生活方式及其精神结构。人类从来没有与科技发生如此的紧密关系，并由此标志着人类从农业社会发展到工业社会，又进展到信息社会，并创造了比以前历史所创造的财富之和增多若干倍的财富。人充分地被“科技”化了，从穿戴、生活用品到随身携带之手机、爱帕特，科技“武装”了现代意义上的人类。应该说，当代的每一个人都已然是程度不同的“科技人”。
因为科技而形成的信息社会，它以新概念重新定义了网络社会，使人类的社交、资讯、互动以及时空意识都产生了创世纪式的巨大变化，也使人类的思维空间与方式发生了代际性的变迁。我曾经描述过如此的文化图景：“‘地沟’是指地域沟壑的隔阂，原来颇为严重，国家和国家之间非常陌生，说明‘地沟’存在。可是，到了新的世纪，因为互联网的出现，这个‘地沟’几乎没有了。我去外国，当地人对中国都很了解，我问他去过中国吗，他说没有去过。现在虽然‘地沟’没了，但‘代沟’加快了，以前是二十年一代，后来变成一十五年，现在是十年了，差十岁的人聊天，思维完全不一样。我与很多学生已经无法对话，所以说要和学生共成长。”因为世界经济的一体化和互联网的全球化，“代沟”逐渐代替了“地沟”，成为人类交际的主要障碍之一。
有的学者认为，现代和后现代概念已经无法阐述当前社会，它们已经成为过去词以及传统语汇，而需要具有一种“全球化”或者“全球主义”、“世界主义”的意识，才能初步破译互联网时代的网络社会密码。美国社会学家伊曼纽·华勒斯坦称道：“在知识结构中存在两股力量的斗争，我称之为”达沃斯精神“与”阿雷格里精神“两股力量的较量。但是你也可以给它们取你喜欢的名字。一些人想维持经济全球化与反经济全球化这两种文化观念，而另一些人要求调解这两种文化观念，并缩小二者的距离，统一或超越其对立与冲突。有些人想拉大分化的距离，另一些人想朝另一个方向推进。我无法预测这两股力量谁可以占上风，实际上两股力量是彼此关联的。解决其中一个力量的问题就需要解决另一种力量的问题。我们能做什么呢？我们只是努力推销自己的观点而不是其他人的观点”，“根本就不存在本体论的安全、信任和自信。这个世界现在是，以后也将永远是一个不确定的世界，问题在于我们如何才能与不确定性状况共处，而不是去想方设法创造确定性。根本就不存在诸如确定性的东西，未来也不可能存在。”上述所论也许涉及了全球化时期的一些核心问题，“解决其中一个力量的问题就需要解决另一种力量的问题”，“这个世界现在是，以后也将永远是一个不确定的世界，问题在于我们如何才能与不确定性状况共处”。互联网开创的网络社会，需要一种新思想与新姿态，才能“努力推销自己的观点而不是其他人的观点”。
这里，需要关注的是，由于网络社会的互联网虚拟世界，作者概念也发生了功能性的变化，它开始脱离了传统纸质媒体和线性传递的需要经过编审、发表才能称之为作者的模式，由于互联网的开放性、便利性的“无准入条件”，人人都可以在互联网上发表作品、成为作者。由此，颇有一些人发表了一些文学作品，拥有了一些“粉丝”读者，也获得了一些经济收益。由于网络文学场域的迅猛扩大，它的文学质量以及社会影响力也随之提升了，并悄悄地改变了文学艺术样式的排序结构。去年，还在讨论影视成为话剧的“母题”之一，影视作品改编成为话剧的现象越来越频繁了，“出现话剧大量改编影视的现象，应该说有着它自己的内在逻辑。从学理角度分析，文艺样式之间相互改编作品，乃是一种艺术领域共振共荣的正常现象。话剧本身的原创能量缩水，无力掀起公众社会的关注热情，或者说是制造社会共鸣‘焦点’，从而借力走红的影视作品改编，并唤醒社会的再次‘共鸣’，且由此达到一定的经济效益，如此也不失中国话剧发展的途径设计及其选择之一。”现在，网络文学也快速地成为影视和戏剧作品的改编目标以及“母题”之一，它为影视和戏剧作品提供了故事原型以及思想质素。它的成功与否以及在社会上产生的正负效应，也成为全民性话题以及文化学者无法回避的现实命题。
正是基于上述的背景及其文化思考，第五届长江三角洲戏剧影视文学研究生学术论坛的主题确定为戏剧影视文学的网络文学改编问题研究，以网络文学的作者和读者主体之一的戏剧影视文学研究生，现身说法地研究戏剧影视文学的网络文学改编的现象剖析、审美元素以及文化批判，希望能够以一种特殊的文化力量，去渗透和影响戏剧影视文学的网络文学改编行为及走向。
二
本书的论文，涉及的第一个学术话题是网络文学走红戏剧影视文学改编的成因分析。自2000年中国诞生第一部网络小说改编的同名电影《第一次亲密接触》以来。网络小说改编成为戏剧影视作品已有十余年的历史，而近年更是层出不穷，而且有着较好的票房经济效果。例如2010年张艺谋导演的电影《山楂树之恋》票房达到1.6亿，同年徐静蕾执导的《杜拉拉升职记》以1500万元的投资获得了1.2亿的高票房，成为小成本电影的票房奇迹之一；2011年的“世纪光棍节”，电影《失恋33天》也成为了年度票房黑马。这一年，也被称为“网络改编年”，《步步惊心》、《倾世皇妃》、《后宫·甄嬛传》三部网络小说被改编成为电视剧，甚至形成了一种社会文化现象。因此，一些论文阐述了网络小说影视戏剧改编的优势，即市场支撑、观众支持及其故事化、类影视剧的生活化特点。
还有论文从各个阐述角度，例如“互文”理论、改编历史的阶段分析、受众需求、媒介补偿与融合、网络化的影像消费、传播策略、梦与镜的关系等，使网络文学走红戏剧影视文学改编的成因阐释呈现一种多维度、学理化和前瞻性的研究特点。同时，也对当前戏剧影视文学的网络文学改编之文化和美学缺陷以及劣势进行了客观而入理的剖析。一些论文在此问题的论述上也已经达到较高的学术层次，例如有的论文提出了一个旧问题“影视艺术‘文学性’的重置与自律问题”和三种新趋势“剧本的文学性被大众性取代”、“剧本来源的彻底产业化”、“混生型媒介的产生”，在对网络文学改编现象分析的基础上进行了较好的学术归纳和提升。
有的论文认为，2012年10月在北京召开的由盛大文学主持的“文学改编影视作品的第二次浪潮高峰对话”，盛大文学CEO侯小强、导演李少红、编剧王宛平、导演阿年、网络作家文雨等共同回忆了20世纪90年代文学作品改编影视剧的热潮，并将当下网络文学频繁被改编的现象称为“第二次浪潮”。网络小说改编行情如此地被看好，那么，抢购精品也就成为理所当然的事情。盛大文学2011年一共售出版权作品651部，其中旗下7家文学网站影视改编售出74部（含晋江文学城）。
2012年1月至9月份，这7家网站也已经售出75部小说的影视版权，可谓形势一片大好。根据CNNIC网络文学用户调研数据显示，网络文学用户中有79.2％的人愿意观看网络文学改编的电影和电视剧。这对网络文学作者、文学网站和影视剧公司来说，无疑是一个诱人的数据。毫无疑问，如此的改编“第二次浪潮”，既有着文化艺术自身逻辑发展的前行力，也有经济利益驱动的产业化推动力，也就不可避免地具有一种文化“泡沫”和商业“虚值”，因此，对于戏剧影视文学之网络文学改编的文化批判，也就成为本书论文涉及的第二个话题。
在此，许多论文的文化研究观点敏锐而又犀利，颇见学术功力。例如有的论文提出了一个“网络反噬”的新概念，认为通过对这些影视作品的研究，可以发现一个文化现象，即作为今时今日人类不可或缺工具的互联网，由于人类的不当使用、过度信任和过度依赖等，正对社会行为和思想文化起着某种“反噬”作用。“反噬”只是一种现象而非本质，是一个过程而非结果，影视作品中屡屡出现的“网络反噬”现象，主要代表着人类在文明的进化、转型和交融进程中的忧思与不安。然而，我们需要的正是这样的提醒，无论假象还是真相，因为无论前行是以怎样的频率和速度，反观、反省、反思都是我们时刻不能丢弃的。该文在论述“网络反噬”现象时，从法律层面的网络犯罪现象、道德层面的网络道德迷局、哲学层面的人与机器互制等三个方面进行文化分析，既有学术新意也有批判力度。
此外，网络美剧“粉都”现状研究、网络小说改编影视剧的“环境污染”、网络中不明真相的“围观致死”、当下网络文学改编的宫廷剧创作迷失等网络文学改编的文化问题，也都进入了论文作者的评述视野，进行了警示式的文化自查和自省。
三
本书的论文，涉及的第三个学术话题是戏剧影视文学的网络文学改编的审美元素以及相关要素。由于改编也是一个美学系统工程，因此，它涉及的范畴颇广，主要有网络文学改编的文本重构、题材选择及其社会价值的艺术把握、受众心理分析、网络热帖改编电影的互动模式、改编的戏剧性、情感类网络小说的电影改编、网络小说的剧本化、网络时代的悲剧意味、本体论考察等。与此相关的要素论述，则是延伸到纪录片的网络化传播、网络文化与戏剧市场的关系、“央视春晚”与“央视网络春晚”的比较研究以及网络电影的运营问题。
上述所论，许多观点颇有新见，也具有一定的启悟意义。例如有的论文认为，从“文学性”到“去文学性”，从“蕴涵性”到“展示性”，从“阻拒性”到“跨文本性”，主体、展现、生存的多维度文本构建，在理性技术思维对网络文学的改造中，在“技术美学”的文本构建层面上，如果借助英加登的阐述，以传统文本“内指性”、“蕴涵性”、“阻拒性”三个特征，对照与描述网络文本主体偏移的过程。面对技术与文学之间的深层互动关系，在文本的最外层，网络文学开始影响中国影视的生产方式和审美品格，反之，中国当代影视同样实践着网络文学社会动员与重塑文本主体的目的，在这一过程中，以“去文学性”、“展示性”、“跨文本性”为表征的“技术美学”正在逐步构建。无论是“文学性”还是“去文学性”，“蕴涵性”或是“展示性”，“阻拒性”抑或“跨文本性”，它们之间并不存在绝对意义上的取代关系或者取代可能，更多的时候是一种相互扭结的共生状态，一种普遍发生、形态丰富的文学扭结网络现象，在遭遇到“去中心化”的冲击后，文本与文本之间的互涉、互动已经构建出新的文学、文化、影视要素，这是亟待深入把握的问题。
颇有可喜的是，个别论文触及了少有论者涉猎的话题，给人以意外的学术“相遇”和思考，例如关于“微剧评”的阐述，该文确立了“微剧评”的文化概念以及“人人都是剧评人”的观点，认为在社交媒体时代，传统的剧评标准已经发生变化，它的专业化逐渐地淡出，发表评论者常常是名不见经传的普通观众，借助于互联网而使他的观点得以传播，传播的范围则是取决于他的社交圈子半径。这种评论，没有报纸的截稿时间限制，也不需要“把关人”的审核，也就削弱了发表的资格壁垒。以美国的戏剧传统为例，报纸评论一般是在首演的次日见报，这是一种“立即反应式批评”，但是，社交媒体上的评论几乎在演出结束的同时就问世了，甚至是“现场点评”的。该文阐述了“微剧评”的特点，一是评点式，碎片化；二是重评价，轻阐释；三是有互动，多驳杂，认为一个大规模生产、分享和应用数据的时代正在开启，富有草根精神的微剧评正在建立戏剧批评的新秩序，也在呈现全新的舞台艺术的互动与反馈机制。
除了宏观性质的整体评述，个案改编作品的文化和美学解剖也是本书论文作者所乐于评述的，并形成了本书论文涉及的第四个学术话题。戏剧影视文学的网络文学改编作品，关涉到了《山楂树之恋》、《搜索》、《后宫·甄嬛传》、《武林外传》、《杜拉拉升职记》、《网络杀机》、《仙剑奇侠传》、《摩尔庄园》、《神奇宝贝》、《北京故事》、《蓝宇》、《金枝欲孽》、《失恋33天》等，其中《后宫·甄嬛传》、《杜拉拉升职记》、《搜索》有多篇专论，说明了这些网络文学的改编作品触及了较多的社会、人文以及美学的敏感处。如同宏观评论的深刻锐利，微观评说也有许多灵光闪现之处。一些论文既有逻辑的推理，又有量化的论证，例如有的论文按照重要程度划分的人物类型以及数量、出现方式划分的人物类型以及数量、电影系列中的主人公类型以及数量等比较方法，对《摩尔庄园》和《神奇宝贝》两部儿童网络游戏改编的动画电影的人物文化信号进行了实证主义性质的数量分析，强化了学术思辨的说服力量，并认为网游改编的电影在人物数量上明显多于一般的电影剧本，需要更加善于区分不同人物的不同塑造方式。塑造群像的方法之一是把众多人物作为一个整体来描述。他们具有相似之处，说同样的话或做同样的事，或者坚持一样的理念，行使同样的功能。即使他们各有不同，但群像描述并不刻意强调不同点，着力突出其共同点。虽然出现很多人物，但并不觉得混乱繁杂，因为其出现的目的性和功能性都很明确。
戏剧影视文学的网络文学改编问题，目前还是实践过程的“进行时”，还缺乏学术研究所需要的时间以及文化沉淀，将来“也将永远是一个不确定的世界”。目前，本书的论文所做的工作仅仅是“我们如何才能与不确定性状况共处，而不是去想方设法创造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状况”是充满诱惑的，而使社会大众有所期待。
“我们只是努力推销自己的观点而不是其他人的观点”，乃是为了“与不确定性状况共处”更为美好，这是本书论文所共同的愿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