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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约民族地区农民增加收入的因素较多；但最直接的因素是政策环境因素和生存环境因素，经典型调查，影响农民增收的主要因素突出地表现在：
一、政策环境、生存环境因素。
（一）政策环境因素：
1．农业税政策。去年之前若干年农业特产税、教育附加税、土地承包费、各种提留等严重地制约着农民的增收。近两年来，国家加强了农村的税费改革，今年起全面免征农业税，并大力减免农民的各项税费。甘南藏族自治州临潭、卓尼、舟曲三个农业县积极贯彻落实国家对农民的优惠政策，但是部分县遭受雹灾和涝灾，使增收受到较大影响。
2．粮食直补政策。去年以来，国家积极推行粮食直补政策，甘南藏族自治州临潭、卓尼、舟曲三个县财政兑付粮食直补资金约90万元，粮食直补政策不断得到落实，但这只是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的一种办法，与发达国家及地区政策措施相比差距较大，从种粮收入的典型调查来看，种的粮越多农民的收入越低，实际上在市场价格的作用下种粮户的收入在逐年下降。
3．财政扶贫政策。甘南州政府从2001年开始逐步加大扶贫力度，几个农业县扶贫开发投入每年每县从900多万元增加到2004年的近2000万元。扶贫资金主要投放到雨水截流、中低产田改造、引水工程、小流域治理、科技推广、移民项目、整村推进、农区畜牧业、农村能源建设等项目。扶贫开发注重发挥“造血功能”，从项目建设人手，积累经验、突出成效，取得了积极效果。但财政扶贫资金每年到位不足2000万元，对于一个基础设施建设十分落后，一部分农民还没有解决温饱且有十多万人口的农业大县来说，犹如杯水车薪，而一个中小城市二三十个职工的办公大楼投资立项少说也在上千万元，其差别可见，扶贫投资力度显然不足。据国家统计局长邱晓华指出：财政对农业投资从1978年的3.43%到2003年才达到7.12%，财政扶贫资金捉襟见肘。但欣喜的是扶贫工作在探索中发展，用扶贫资金贴息引导贷款及社会资金扶助农民搞畜牧业养殖基地、药材种植基地等项目发挥了很好的作用，这一经验已在全甘南藏族自治州推广。
4．货币信贷政策。货币信贷政策对农民来说几乎没有什么优惠。农村的金融机构萎缩，县一级只剩下农行和信用联社，乡一级只有信用社一家。农业银行授信额度低、资金上存多，加上以营利为目的的商业银行贷款手续繁杂，贷款门槛相当高，使农民得不到应有的支持；邮政储蓄资金全额上存，对发展资金需求相当旺盛的农业县来说，实属“抽血之举”。唯一依靠的农村信用社资金难以满足全县的信贷需求，尽管有中央银行的再贷款支持也很难满足基本的春耕及发展资金，加上农村信用社贷款利率高达8.7%～9.2%之间，而乡镇一级的社会平均利润率约10%左右，农民即使得到贷款也是无利可图。据调查，县域农村经济的发展中民间融资占到包括金融融资在内的23%，改革农村金融体制、提供农村金融服务迫在眉睫。
5．费税率政策。农民收入除主要以种植业、养殖业、林果业外，还从事小商品、农畜产品加工、个体运输、粮油蔬菜贩运等工商业经营创收。而办牌办照，税务工商登记、营业税、工商税、贷款利率、养路费、运管费、审验费、安管费、卫生费、电费等各种费用，一律按国家产业平均利润制定的同一标准执行，这种无差别的“一刀切”处境，对贫困地区产业利润来说根本达不到国家的平均利润，加上地方政府为扩大财源不断加大收费力度，使贫困地区的农民负担过重，加上煤、电、汽油价格的不断上涨，农民基本上挣不到钱，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农民收入的积累与发展。
（二）生存环境因素：
1．耕地面积下降。以甘南农业大县临潭为例，2000年耕地面积有18150公顷，到，2005年下降为17250公顷，4年下降4.9%，每年有3267亩土地因占用弃耕等而消失。人均占有耕地面积从2000年的2亩（13333.4平方米）到2005年的1.94亩(1293.4平方米)，下降3%。全州其他农业县基本相仿。
2．粮食产量下降。拿临潭为例，2000年产粮28757.7吨，到2004年下降到23142吨，下降19.5%，因种粮基本无利可图或种得多亏得多等原因，每年粮食产量减少1400吨。而绝大多数农民的收入主要来自种养殖业的收入，加上外出打工者带来的工资收入用来支付家庭各项开支，从2000年开始农村人均生活费用支出增长很快，从人均651元增长到2004年的1145.48元，增长了75.8%，这些支出有近60%用于解决温饱吃饭问题，2000年农村家庭恩格尔系数65.27%，到2004年减为59.31%，农民的生活水平较低，其他层次的消费基本无力支出。
3．积累被新增人口所消耗。以临潭县为例，由于农村人口基数大，人口增长率在千分之五以内时，农村年增人口约2000多人，这些人口的增长对消耗GDP及家庭财富积累、降低人均生活费用、增加农民家庭开支产生一定的影响。由于农村子女生育对家庭的影响十分重要，几千年传统文化造就的“地有一亩三，无子心不宽”等陈旧观念影响，许多农民即使再苦、再累、节衣缩食也得生一个儿子，偷生、寄养、超生现象时有发生，部分地区少数民族“钱大户”有跨区域娶妻生子的现象，加上为躲避计生统计各种花样层出不穷，使生育统计经常失实。城乡家庭养活人口差距拉大，农村教育费用、医疗费用无来源、最低生活无法保障，去年以来国家对农村两女户老人60岁以后年补助500元等政策开始实行，但这一政策在短时期内不能发挥多少作用，农村人口问题成为一个需要下工夫解决的大问题。
4．农民就业机会不断缩小,农村劳动力富余人口近一半，绝大多数劳动力综合素质不高，能够转移输出就业的人员不到富余劳动力的三分之一，加上城市容纳量的限制、拖欠民工工资，信息闭塞、全国各地都在搞劳务输出等因素，使农民工就业机会逐年减少。而通过考大学另谋出路的机会就更难，农民供一个学生读完中小学、再读大学最少需要4万元，钱从何而来？加上农村教育滞后，考学要与城市孩子竞争，接受高等教育的几率不高，即便上完大学就业也是个大问题，造成农村绝大多数孩子读完初中就固家，甚至不读初中，连最基本的义务教育都不能保证，失学、辍学者不断增加，农民及子女务工、就业的机会逐步减少，形成贫困化就地循环的被动局面。
5．农民的消费不断下降。因农民的收入呈现不断下降的趋势，农民收入用于解决吃饭的支出的部分增加，从2000年到2004年增加了4.2个百分点，加上其他消费品价格上涨因素，用于其他消费的支出必然下降，农民的穿衣、住房、交通、文化娱乐支出基本没有发展的空间，导致农村有效需求不足，加上投资不足、对外贸易不足，农村贫困化和脱贫问题长期不能从根本上加以解决，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十分缓慢，贫困化将悄然逼近农民。
二、对策与建议。
（一）深化农村改革，加快政策推动：
一是全社会要深刻领会中央一号文件精神，各级政府政策部门从执政的大局观出发，一心一意为农民倾斜政策，从重农、爱农、护农的角度出发全身心地投入到农村改革和发展的政策执行过程中来。二是全面取消农业特产税，改革农业补贴方式，对农业、农民进行直接补贴，这也是世界各国的通行做法，在发达国家，政府的直接补贴是农民收入的重要来源之一。如日本农民建立或改造农业基础设施，可以从政府获得其投资总额的65%～80%的财政补贴，其余部分还可以贷款。三是逐步减轻农民对各种费税率的过分负担，工商、税务、运管、贷款利率等实行半价收取，电价、油价等实行优惠政策。
（二）加大扶贫力度，关心农民就业：
一是政府要逐年增加扶贫资金的投资力度，要管好用好扶贫资金，杜绝跑、冒、滴、漏等各种截流扶贫资金的现象。二是要加快建设农民工培训、培养、输出的长效机制，千方百计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不断增加农民工就业机会，增加农民收入。三是要加大对扶贫机制与成本的核算，不断降低政府的管理成本，增加农民生产生活必须解决的项目建设，如雨水截留、畜牧业基地、药材基地、特色产业等，帮助贫困村搞好“五通”建设。
（三）增加农村投入、改变基础条件：
要不断增加对农村基础设施的投入，将投入的重点要不断向农村转移，以小城镇建设为带动，增加农村道路改造、能源建设、引水工程、农村电网改造，改变农民生产、生活条件，农民就医、子女上学条件，加大对农村教育、计划生育、市场建设、市政建设等的投入力度，不断缩小农村与城市的投资差距。
（四）加强农村服务，增加农民收入：一是融资服务。农村信用社要扩大对农户小额信用贷款和农户联保贷款，实施农村、农业、农户贷款“三优先”，把农村信用社办成真正意义上的农村信用合作组织，使合作者享受利率上的优惠。
二是信息服务。要把相关农业市场信息的搜集、整理、反馈工作当作一项重要任务来抓，这是县、乡两级政府维护农民利益的重要内容，同时抓好中介服务工作。三是保障服务。加快推进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逐步建立农民“最低生活保障”“失地生活保障”“农村合作医疗”“孤寡老人集中供养”“养女户保障”等“新五保”制度，解除农民后顾之忧。
（五）加强农村教育、提高农民素质：
要下工夫降低人口出生率、抓好人口素质，“治穷先治愚”，改变农民生产生活条件从根本上讲，必须要靠人的知识、技术、素质，加强教育、改变办学条件，不断提高农民子女知识结构，倡导走出去、请进来战略，培养一批农村懂经营、会管理、有技术、用信息的新型农民，对促进农业科技进步、产业升级、规模生产、特色农业具有现实的意义；对提高农民参与经营多元化、市场化、连片互动产生重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