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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邱吉尔认为，与领导集团内一些主张在西方的德军投降的人小心谨慎的“勾兑”尽管不太现实，但是这种“勾兑’却能使他对斯大林实行更为强硬的政策，特别是在波兰和希腊问题上。
所以，当军事情报机关向邱吉尔报告说，德国人正在找机会与同盟国接触的时候，他回答说：“人们可以责备英国行动迟缓，举动粗鲁，喜欢诙谐幽默地分析问题但是，谁也不能责备英国搞阴谋，求上帝保佑，永远不能这样责备我们。不过，”他又补充道。这时候他的眼神变得十分坚定，只是在两眼的深处闪耀着喜悦的火花“我从来都是要求把目的在于巩固各国合作的外交手腕与明目张胆、毫不理智的阴谋严格区分开来。只有亚洲人才把巧妙而复杂的外交手腕看作是阴谋”
“不过，在适当的时候政治手腕是否很可能不只是手腕，而是更为严肃的行动呢？”谍报机构的副头目问邱吉尔。
“您认为政治手腕是不严肃的吗？手腕是世上最最严肃的。只有手腕和绘画。其它一切都是虚无空、微不足道的”邱吉尔回答说。这时他正躺在床上，在习惯的午睡后，他还没有起床，所以情绪很好“我们所习惯理解的那种政治已经过时了。总体政治已经取代了那种在世界某个地区采取一些文雅行动的政治。这种总体政治已经不是某个人的为所欲为，也不是某些人自私利己的企图，它是一种像数字那样精确，像医学中辐射试验那样可怕的科学。总体政治会给一些小国带来无数的悲剧；这是一种知识分子受迫害，天才们遭劫难的政治。画家和天文学家，电梯司机和数学家，国王和天才统统都要服从于总体政治”说到这里，邱吉尔拉了拉盖在身上的方毛毯，然后接着说，“在一个时期内国王与天才同时出现，这绝不会对国王不利；这一时期里存在的一些对抗只是偶然的，而不是规律性的现象。实行总体政治就一定会产生一些完全出人意料的联盟，在战略上也会有离奇反常的转变，所以我在1941年6月22日向斯大林提出的呼吁是最合乎逻辑，而又是始终如一的。我的呼吁书确实合乎逻辑，不过，是否始终如一，那是次要问题了。各国合作的利益才是最主要的，其他的事会得到历史谅解的”
“您好，金夫人”一个俯身在床头的男人说。
“您好”女报务员以极其微弱的声音答道。此时她说话还很困难，头晕脑涨，稍一动就恶心。只是每次给孩子进食之后她才感觉好些。孩子睡了，她也跟着昏睡一阵。但是一睁开眼，心口里就憋闷恶心，紧接着头又晕起来，眼前的东西又开始变换颜色。每当她看见自己的孩子，心里就产生一种茫然的情感。这是一种很奇特的情感，连她自己也说不出个究竟。她心里真是百感交集：有恐惧的心情，有飞翔的感觉，有无意识的自豪感，还有一种从未水有过的镇定自若的心情。
“金夫人，我想向您提几个问题”那来人接着说道，“您听清我的话了吗？”
“听清了。
“我不会打扰您很长时间”
“您是哪儿来的？”
“我是保险公司的”
“我丈夫已经死了呜？”
“我想请您回忆一下，炸弹落下来的时候；您丈夫在什么地方？”
“他在洗澡间里”
“您家里还有煤砖吗？这可是脱销货我们公司里冻得要命”
“他碰巧买了几块”
“您累了吗？”
“他已经不在了吗？”
“金夫人，我给您带来了不幸的消息。他已经不在人世了，我们正在帮助所有在野蛮空袭中受到损失的人。您在住院期间想得到些什么帮助？饮食大概他们会保障的，衣服嘛，在您出院前我们准备好，包括您用的和孩子穿的。这胖娃娃多可爱呀是女孩儿？”
“是个男孩儿”
“爱哭爱闹吧？”
“不我还没听他出过声呢”
突然，她因为一次也没听到过儿子的哭声而不安起来。
“婴儿是不是应该爱哭爱叫呢？”她问道“您不知道吗？”
“我那三个孩子刚生下来的时候吵得可厉害了”那个男人说，“吵得我的耳膜都要破了。不过，我的那几个生下来又瘦又小，您这孩子又大又胖。大胖小子总是不爱出声的对不起，金夫人，如果您还不太累的话，我想问您一下，您的财产保险金额是多少？”
“我不知道这件事是我丈夫经手的”
“您大概还记得是在哪个分处办理的保险手续吧？”
“好像是在辣斐德路”
“噢，那就是二十七分处。这样，查询起来就容易多了”
那个人把这些情况都记在一个破旧的本子上；咳嗽了几声，又俯身凑近女报务员的脸，声音很轻地说：
“年轻的妈妈可决不能哭，也不要着急。请相信我这个有三个孩子的父亲的话。这样会立刻影响孩子肠胃的，而且您一定能听到他那低沉嗓音的哭声。您没有权利只考虑自己，考虑自己的时候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现在您应当首先考虑您的胖儿子”
“好吧，我不哭，也不着急”报务员低声说道。然后用冰凉的手指轻轻地碰了碰那个人温暖湿润的手臂，说道，“谢谢您”
“您的亲人在什么地方？我们公司可以帮助他们来看您。我们出路费，而且提供住所。当然，您也知道，一些旅馆被炸毁了，另一些租给了军人。不过，我们还有私人房子。您的亲人不会生您气的。应当往什么地方写信呢？”
“我的亲人都住在宁波，”报务员答道，“我现在也不知道，他们怎么样了”
“您丈夫的亲戚呢？应该把这件不幸的事通知谁呢？”
“他的亲戚都躲在重庆。不过，给他们写信不大合适，因为我丈夫的叔叔是日本的好朋友，他不让我们直接给他写信我们都是托人把信带给他，或者通过大使馆”
“地址您记得吗？”
这时候孩子哭起来了．
“对不起”报务员说“我先给他喂奶，喂完奶再告诉您地址”
“那好，我先回避一下”那人说完就走出了病房。
报务员看了一下他的后影，慢慢地把紧便在喉咙里的一团东西咽了下去。她的头还很疼，但是已经不感到恶心了，她没有来得及好好地琢磨刚才那人提出的问题，因为小家伙已经开始进食来，所有那些使她忐忑不安、但又十分遥远、陌生的东西都随之消失了。她身边只有那贪婪地、灵活地摆动着小手的孩子。她给孩子换下了尿布，久久地望着胖儿子，他浑身皮肤红嫩嫩的，就象是表了一层红丝线似的。
过了一会儿，她突然想起来：昨天她还躺在一间大病房里。病房里有很多产妇，护士们定时把孩子给她们抱来喂奶；病房里孩子们哇哇地哭着，但现在听到的声音却象是从遥远的地方传来似的。
“我怎么一个人在这儿呢？”她突然想道“我这是在什么地方？”
过了半个小时，那个男人又来了。他看了好久熟睡着的孩子，然后从公文夹里拿出几张照片，问道：
“趁我记下您叔叔地址的时候，请您看一下，照片上有没有您的东西。轰炸之后，找到了您家的一些东西；您知道，碰上这场灾难，哪怕是一只皮箱也多少能帮您点忙呀。可以卖掉些东西，给孩子买些最必需的物品。我们当然要尽力在您出院前把一切都准备好，不过，总还是”
“吕思南路，25号”
“谢谢您。您累不累？”
“有点累了”报务员回答说，因为在照片上离她家废墟不远，沿着马路整齐地放着的箱子和盒子中，她一眼快认出一只大手提箱，她是绝不会把它和别的箱子搞错的。平时她们的电台就藏在这只箱子里。
“您仔细看看，我马上就跟您告辞”那男人一边把照片送到她面前，一边说道。
“没有，”报务员答道，“这儿没有我们的箱子”
“好吧，谢谢。那么，这个问题就算是解决了”他小心翼翼地把碎片收到皮包里，点了点头，站了起来“过一两天我再来看您，告诉您我奔走的结果。手续费我还是要拿的，这年月，毫无办法，不过收费很少很少”
76号区分部的侦查员立刻把报务员的指印送去鉴定，原来报务员看的那张照片事先在实验室已经涂上了一层特殊的药剂。从安装在手提箱里的无线电台上也已经取下了指印。结果是；装有电台的手提箱上是三个人的指印。侦查员紧跟着又向保安局第六处发函索取有关她叔叔的生活经历及其活动情况的全部资料。
丁末村在办公室里来回走了很久。他倒背着手，步子走得很快，总觉得缺少一种很习惯、很重要的东西。这种感觉使他不能集中精力，思想总是开小差，所以终于没意分析透为什么李广元受到怀疑这个使他伤脑筋的问题。
忽然呜呜地响起了使人感到厌倦的空袭警报汽笛声，这时丁末村才终于明白了，他感到缺少的是敌机轰炸。因为战争已经成了家常便饭，而寂静无声倒使人觉得危险，可以引起人们更大的恐惧和不安。
“感谢菩萨，”当汽笛呼号一阵，住了声，又恢复了一片寂静后，丁末村心里这样想道“现在可以坐下来工作了。马上大家都要走了，我可以安稳地坐在这里考虑问题，谁也不会再来找我提一些愚蠢可笑的问题和稀奇古怪的推测了”
丁末村在桌旁坐下，开始翻阅着徐家宝的案卷，他是因叛国嫌疑在1938年夏天被捕的。决定逮捕他之前曾有两个人告密，一个叫丁关根，另一个叫罗才古。这两个人都是原来的军统特务，他们在告密信中说，徐家宝在开会的时候，号召大家要与所有的民族和睦团结，他还谴责战争的野蛮，杀人流血的丧失理性。经过客观的审查，发现这位工会领导曾与现在侨居日本的一个共党会过几次面，早在二十年代他们之间的关系就很好，但是，尽管在日本和南京都做过仔细的调查，而他的案卷里却没有任何材料可以证明他与侨居他国的共党有什么联系。
丁末村感到疑惑不解：为什么徐家伟被弄到情报部门来了？为什么没把他送到76号去呢？为什么吴四宝的人对他这么感兴趣呢？最后他在案卷中一个简短的附件里为自己找到了这些疑问的答案，附件上写的是：在1933年徐家伟曾两次出国参加和平主义者大会，一次去大不列颠，另一次去瑞士。
“原来他们是对他的关系感兴趣”丁末村终于明白了“他们想知道，在国外他与什么人有过接触。所以情报部门的人才把他弄来交给了李广元。可是李广元又与这件事有什么关系呢？案子交给了他，他的任务已经完成”
丁末村翻阅完了案卷．审讯记录简短扼要。他本想做些摘录，使自己的结论有根据，有论证，但是实际上却没有什么可摘录的。审讯的方式也不像李广元平时采用的那样，毫无精彩之处，完全是老一套，而且直来直去。
丁末村给专门资料卡片库打了个电话，索取了1939年9月29日联队长李广元审讯徐家伟的录音。
“我想提醒您：您是位被捕的人，而对一个落入国家法网的人来说，想从这里出去，再度过上正常的生活，从事过去的活动，实际上是不可能的事，因为国家法网的使命就是惩治罪犯，保护人民免遭横过暴行。而且您的亲人们也不可能再过正常的生活。我附带说明一点，如果您同意：第一，您自己认罪，而且还要揭发工会里其他对我们国家不忠诚的分子；第二，今后为我们效劳；那么上面讲的那些不可能的事就都有可能了。您接受不接受这些条件？”
“我要考虑考虑”
“您需要考虑多长时间？”
“一个人做好去死的准备需要多长时间？您提出的条件我是决不能接受的”
“不过，我还是建议您再想一想我提出的条件。您常说，在这样或那样的情况下您是个没有希望的人，但是难道您不是一位我们华夏的爱国者吗？”
“我是。不过，应当怎么理解‘华夏爱国者’呢？”
“那就是忠诚于我们的思想”
“思想，这还不成其为国家”
“不管怎么样，我们的国家是以主席的思想为基础的。与信仰靠我们思想的人们在一起，这难道不是您这位工会领导的职责吗？”
“假如我和您是以平等的身份在争论，那么我是知道应当怎样回答您的问题的”
“那好，我就请您以平等的身份来争论”
“和人民在一起，这是一回事，而感到自己是在根据自己的信仰，公正地行事，那是另一回事。这两件事可能是一致的，也可能不一致。刚才您为我提出的出路就不符合我的信念。实际上您打算把我用作某种力量的着力点，让我在一个什么声明上签字，问您谈出的建议，表面上似乎是把我当作一个人来看待。既然您建议我当一个杠杆，那又何必当作一个人来对待我呢？干脆您就说：或者是我们把你杀死，或者你在这个声明上签字。至于国家人民往何处走，讲什么话，这对于我已经是无关紧要了，因为，实质上我现在已经是个死人了”
“您的话不对。不对的理由如下：我并没有要您在任何声明上签字。假定说，我现在不提第一个问题，撤销第一项建议；就是说不要您在报刊及电台上公开反对您那些与我们制度对立的工友。我只请您先了解了解我们国家的真理。然后，如果您认为可以接受这个真理的话，再请您根据您对我们真理相信的程度给予我们相应的帮助”
“如果是这样提出问题，那么请先试试，能否使我相信，国家主义给予人们的东西比其他别的主义所能给予的多”
“我愿意一试。但是您要知道，国家主义就是我们的国家，是主席的伟大思想所指导的国家，而你们这些工人除了这个国家以外并没提出什么其他可供选择的东西。你们仅仅提出道德完善”
“完全正确”
“但是，一个人活着是不能只靠道德完善，虽说他也不能只靠大米活着。这就是说，我们希望人民能得到幸福就让我们把这一点看作是引导我们民族进一步道德完善路途上的第一步吧”
“好，那么现在我请问您一个问题：那些监狱以及类似对待我这个工会人员的那种审讯，都是你们这个国家体制的必然结果吗？”
“是天疑问是这样，因为我们这样做是在保护你们避开人民的愤怒，倘若人民知道你们反对元首，反对我们的思想，他们一定会从肉体上把你们消灭”
“但是，哪儿是起因，哪儿是后果呢？因为什么人民发怒？它是不是你们宣扬的那个制度必不可少的一个特点？如果是的话，那么，从什么时候起愤怒变成了一个独立的积极因素？这不是愤怒，这是对恶的反应。如果愤怒是你们的根据，如果愤怒是你们的理由，而其他一切都是后果，一句话，如果你们使恶成为理由，那么你们为什么却想使我相信恶就是幸福呢？”
“不，‘恶’字是您说的，我说的是‘人民的愤恨’。我们的人民多年蒙受了很多和约的耻辱，只是在打倒大银行家和小店铺主的强霸势力之后才有可谁安居乐业。所以当有人，哪怕是工会人员，企图对领导的党取得的伟大成就加以怀疑时，人民就要愤怒”
“很好不过，安居乐业和兴兵打仗难道是一回事吗？”
“我们打仗仅仅是为了保障自己的生存空间”
“那么，四分之一的黎民百姓被关在监狱里，难道这就是幸福，或者说这就是我应当为之捐躯的那种和谐的生活？”
“您弄错了。在我们的监狱里，对了，我顺便告诉您，我们的监狱并不是什么杀人的工具，显而易见，您所用的是来自敌人方面的资料，在我们的集中营里关押着的绝对不是全国四分之一的居民。其次，每个监狱的大门上都写着：‘劳动能使你变为自由人’。我们是在监狱里教育那些失足者，至于那些并不是误人歧途而是有意与我们为敌的人，杀掉他们也是理所当然的”
“这么说，你们可以决定谁有罪，谁没有罪了？”
“那当然”
“这么说，你们事先就知道某个人想干什么，他错在什么地方，对在何处了？”
“我们知道人民想做什么”
“人民？人民是由谁组成的？”
“是由许许多多的人组成的”
“既然你们不知道每一个具体的人想做什么，那你们又怎么知道人民想做什么呢？说得确切些，你们事先知道人民想做什么，是因为你们强迫他们接受你们的意志，向他们发号施令。这简直是梦空想”
“您说得不对。人民想要吃好喝好”
“为了吃好喝好还要进行战争？”
“您别着急。人民希望吃得好，住得好，想要小汽车，有家庭的欢乐，还有为了自己的幸福而进行的战争是的，人民希望战争”
“人民还希望把持不同观点的人关进监狱去？如果幸福和战争这两者之间是必然的因果关系，那么在你们的幸福里就包含着不正确的东西，因为用这种方法得来的幸福，在我看来，不可能是纯洁的。很可能，我和您对事物的看法是不同的。大概从您的观点来看，目的正确，方法也必然是正确的。工会里的工友们也曾宣扬过这种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