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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美丽华大酒店的事情处理完了，李志文也没有什么事情了。
再加上再过段时间港币就要贬值了，李志文可不愿意放弃这个机会，所以李志文这时是最想安稳的。
从手下的那些公司尽可能的调集资金，应对这次机遇。
所以这段时间李志文要不就是在香江各个公司转悠，捎带着去看看自己的女人，而在李志文的耕耘下，陈玉链有了身孕，可是让邹芳开心坏了。
要不李志文就往返洛杉矶和巴黎，去看刘晓莉和女儿李奕霏，要不就去看伊丽莎白阿佳妮母子。
当然对于利汁那边李志文也投入了关心，只是因为最近香江问题谈判不顺，李志文觉得还是不要长跑北边。
这样的话让鬼佬知道了打压自己可不好。
但是树欲静而风不止，越到重要时刻事情越多。
八月二十日，包玉钢来到了巅峰大厦来找李志文，开口就说要收购会德丰洋行，让李志文摸不清头脑。
会德丰洋行1854年创建于沪上。那时英国是世界最强盛的帝国，英国商人在远东的势力最大。
沪上开埠虽稍晚，但后来者居上，很快超越华南重埠香江。
最明显的迹象莫过于街景，沪上的外滩、南京路，就比香港的皇后、德辅两条大道气派。
这种差距似乎愈往后愈明显，1930年，9层高的告罗士打大厦落成，雄踞香港高楼之首。而同时期沪上已有一个高楼群，其中国际饭店楼层高达21层。
早年在远东的洋行，无论注册地或总部落在哪座城市，均以沪上为主要经营基地，在沪上较为有名的英资洋行有：沙宣、哈同、怡和、太古、颠地、林赛、邓脱等，或者汇丰银行的全名沪上香江汇丰银行。
会德丰的“悠久历史”是出于乔
治·马登之口，二战后，会德丰大班马登来港发展。
乔治·马登是英籍犹太人，1920年，年轻的马登举家远涉重洋来到沪上。
英国人都不会陌生沪上，沪上是东方的纽约。纽约作为冒险家的乐园早已成了历史陈迹，现在乐园移到了远东的沪上。
英国的犹太人对他们的同胞沙宣、哈同的发迹史耳熟能详。尤其哈同，来沪上时，还是个流浪汉。
马登和老嘉道理一样，皆途经英殖民地香港，香港虽也繁华，但格局太小，中心地区港岛未与内地连成片，马登毫不犹豫继续北航。
那时来远东闯荡的已婚男性多是单枪匹马，待打下一定的基础，再把家眷接来。
举家迁来的，要么携带一定的资本，要么在原地不好呆，破釜沉舟——马登属于后一类。
像其他初次来沪的犹太人一样，马登去拜访沪上的两大犹太家族沙宣与哈同。
老哈同居住在哈同花园的私邸里，里面的装饰恍如白金汉宫。
花甲之年的哈同坐在虎皮坐椅上，打量着眼前这位犹太青年，马登高大魁梧，两眼咄咄逼人，上唇的胡须很有力地往上翘，一点也没有那些落魄犹太人的诚惶诚恐感。
马登用银匙搅动着咖啡，也打量着哈同，老哈同白发银须，坐在虎皮上，就像一位老国王。
他确实是国王，白手创建庞大的商业帝国，马登从他身上，一点也找不出当年流浪汉的痕迹。
“我也会成功的！”马登在闪念之间，打消了寄于哈同篱下的初衷。
晚年时的哈同乐助好施，任何犹太人初来沪上，他都会热心帮助。
若他们找不到职业，他会让他们来他的洋行工作，犹太人皆很自觉，绝不会尸位素餐。若觉得自己是累赘，便会自觉离去。
“来我的公司工作吧。”哈同绝非怜悯，而是喜欢上了马登。
马登敬谢了哈同的诚恳之意，他去了一家英国洋行Tug＆Lighter。
这家洋行历史悠久，却发展迟缓，业务也不甚景气，马登选择这样的公司，若不是另有用心，就是愚蠢之极。
马登曾这样解释过：哈同商行等级森严，机制天衣无缝，像我这样的人去那里，很难有什么作为。于是我就去Tug＆Lighter，比较容易受到重用，锻炼的机会也多。
马登在公司做进出口贸易，常在东南沿海跑动，他在香港认识了犹太同胞、嘉道理家族的人。
嘉道理洋行在香港已颇有名气，最初从事股票经纪，后插手电业，入主山顶缆车和中华电力。
马登跟罗兰士·嘉道理年纪相仿，却喜欢与老嘉道理——艾利交谈，他认为艾利是一个非凡的人。
马登起心收购Tug&Lighter，正是受艾利·嘉道理的启发。
犹太人是个失去家园的古老民族，犹太人的团结闻名于世。
马登除去犹太教堂外，很少去犹太会馆。犹太会馆在沪上静安寺附近，原是哈同建造的私邸，但他仅住了两年就捐出来做同胞的俱乐部，哈同在无形中渐成沪上犹太人的领袖。
马登第一次踏入犹太会馆，自然是1920年。5年后，马登再踏进犹太会馆时，身份已是会德丰洋行的大班。
马登收购了Tug&Lighter公司。老主人欲告老回英，便把公司以较优惠的价格转让给忠心耿耿、精明能干的马登。
马登接手后，将其改组更名为WheelockMarden，中文译名会德丰洋行，会德丰一词，不如太古那般华夏化，而是半中半洋。
如果说会德丰的创建期是1854年的话，那么大概是Tug＆Lighter公司的历史。
马登做上大班，只能算小发达——会德丰只是众洋行中的小矮人。
对呆在冒险家乐园里的犹太人来说，不发迹才是一件令人奇怪的事。
马登在犹太会馆，遇到身材矮小的嘉道理父子。他们是来沪上开办洋行，那时的犹太商人，都是把投资分散在香港沪上两地。
马登说：“我这辈子哪都不去，就在沪上发展，远东再找下到第二个像沪上这么好赚钱的地方。你还是把总行迁来沪上算了。”
艾利笑道：“自古城堡不会只开一道门的。”
马登自然深谙此理：分散投资，分散风险。
但是，如果能看准一个方向，倾财竭力进取，收效肯定会比谨小慎微大。
其后二十多年，远东及华夏形势动荡，马登与嘉道理均蒙受重大损失，政治上的事，就是政治家都无法预料。
会德丰的主要业务是船务与贸易，拥有一支跑长江沿岸的内河船队。
二十年代末，世界经济大萧条，航运非常不景气，许多船只泊在港湾，如一堆水上废铁。船价大跌，跌得比废铁还便宜。
而希腊船王奥纳西斯，正是借这个时机发起来的，加登大一家公司的6艘万吨货轮，10年前每艘还值200万美元，那个时候跌至2万美元待售。
奥纳西斯发傻，一下子购进6艘。待二战前世界经济复苏，奥纳西斯终于交上好运。
马登没奥纳西斯这般的“傻运”。他花了10万美元，购入一艘美国太平洋航运公司的二手船，开始了海上运输。
那时的定期客货航班，均由老牌轮船公司垄断，他们自己都在减少航班，马登自然无法挤入。海运业务，有一单、没一单的，勉强维持没亏。
1934年，由于罗斯福的新政，美国出现经济复苏的迹象，马登趁船价尚未涨起来，又购入一艘货轮。
当时有人说马登发傻，很快，持这种论调的人不再吭声。
世界经济逐年回升。同时，战争的烟云也愈来愈浓地笼罩世界上空。航运势头看好，马登沉浸在金元梦中。
沪上沦陷，接着是欧战爆发，沪上的洋人惊慌过一阵，又像往常一样大把赚钱、大把花钱。
有销金窝之称的沪上，依然灯红酒绿，夜总会飘出歌女的靡靡之音。
马登对战争持乐观态度，欧战爆发，带旺了全球的航运业。马登的两艘海上废铁，成为两座海上金矿。
1941年，马登成立亚洲航业公司。他准备大肆扩充船队，与太古、怡和、旗昌竞一日之长。然后，再与英美法等专业轮船公司论个高低。
1941年12月8日，日本轰炸机在美国太平洋海军基地珍珠港掷下炸弹，把马登的亚洲船王梦炸飞。
同日，日军侵略香港，英国对日宣战。日本宣布英国在华的财产为敌产。
马登仓皇逃出沪上，回到英国，所幸的是，他的主要资产是海轮，正在太平洋中航行，故而未落入日本人之手。
二战期间，乔治·马登在伦敦设立会德丰公司，旗下的公司有亚洲航业、隆丰投资。
隆丰控亚洲，但全集团的业务仍以航运为主，船只全部为盟军运载兵力和军需，马登大发战争财。
1940年毕业于著名的剑桥大学三一学院，获文学硕士学位。
老马登对儿子学文耿耿于怀，他主张儿子学航运或商科。
小马登的性格像父亲一样犟，置父训于脑后，二战粉碎了小马登的文学梦，身为独子的小马登又一次违背父训，他未去父亲的沪上会德丰公司，而是投笔从戎。
战争使约翰·马登更趋向实际，二战结束，他加入了父亲的公司——伦敦会德丰。
二战使英国国力衰退，所有的产业都似乎发展到了尽头，父子俩商量还是回远东发展。
1946年夏，华夏内战全面爆发。老马登饱尝战争之苦，决定把总行设在香港——香港有大英帝国的庇护，怎么都比战争中的内地要安全些。
1948年12月，亚洲航业在港挂牌上市，马登父子以筹得的资金购入一批旧船和新船，会德丰拥有的船队，直逼太古、怡和。
从50年代起，以沪上船商为龙头的华人航运业悄悄崛起。坐镇香港总行的小马登，回英时向父亲汇报了此事。
老马登以轻蔑的口气说：“欧美的船商才是巨鲸恶鲨，华人船商充其量只是小虾小蟹。三四十年代，我在远东见过的华人船商成千上万，他们谁成了气候？”
1955年，伦敦会德丰公司乔治·马登的豪华办公室，走进一位个头比马登矮一截的年轻华人。
他就是未来的世界船王包玉刚，此时，他一艘船也没有。
若不是汇丰银行代理主席道格拉斯的安排，心傲气盛的乔治·马登，或许压根不会接见这位在商界毫无地位的包玉刚。
包玉刚不卑不亢他讲述他想搞航运的构想。马登坐在大班椅上盯着他，仿佛在听一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孩子在叙述他的梦幻。
马登用教训的语气说道：“年轻人，正如你们华夏人常说的，行船跑马三分险。弄不好，你会把最后一件衬衫输掉。”
包玉刚胸有成竹，讲述他已作好充分的思想准备，马登突然大笑起来，用嘲讽的口气说：“设想谁都会，关键是资金，航运业投入相当大，你恐怕连一条旧船都买不起吧？所以你才来拜访什么航运界的老前辈，用心却是来掏腰包的！跟你说，我绝不会资助对航运毫无经验的人，尤其是只配跑内河近海运输的华人！”
马登“一针见血”，直戳包玉钢的“要穴”。的确，包玉刚来伦敦是向马登借钱的。
他没想到竟会蒙受奇耻大辱，他不由攥紧拳头，但很快克制住自己，说：“马登先生，虽然我今天还买不起一艘旧船，但并不等于说永远买不起船！”
马登所见的华人，大都唯唯诺诺，毕恭毕敬。
他没料到眼前这位华人竟这般有骨气和志气，马登收敛傲慢，说道：
“我佩服像你这样的年轻人。既然你对船梦寐以求，我来成全你的理想。我有一艘船，格兰斯顿勋爵号，是二战时造的，性能良好。如果你想买，我把船价压到四十万英镑，并且给你提供60到70的低息贷款。”
在会见马登的前一个星期，包玉刚就开始了解旧船行情。
他曾听好几个伦敦的船务经理谈及这艘格兰斯顿勋爵号，言语间对它不感兴趣。
这艘钢板焊接的船，虽然船龄不算太长，因造于战时，偷工减料，急待下水交船，焊接技术差，经常渗水，又经过战火摧残，破旧不堪，除了跑短程，根本不敢远航大洋。
包玉刚抑制心头怒火，说，“马登先生，谢谢你一番好意。如果我买你的船，并非你供钱给我，倒是我借钱给你了！”
包玉刚拂袖离去，马登冲着包氏的背影叫道：“东方人若得不到西方人提携，休想在远洋航运业分一杯羹！”
数年之后，包玉刚的环球航运脱颖而出，其势锐不可挡，令老马登大跌眼镜。
老马登更不曾料及，这位默默无闻、曾遭他百般奚落的年轻华人，会与马登家族未来事业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
老马登在他的有生之年，不遗余力发展航运业。
就当时的政治经济形势，老马登的抉择是无比英明的。
老马登在世之时，会德丰已跻身香港的大洋行之列，颇具名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