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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的多血症危机，或者叫生产过剩危机，之前谁也没见过。
正常来说，人类认识世界的步骤，是得先发现问题，然后总结规律。但大顺这边毕竟不同，在未发生之前，实际上已经有人见过。
并且本身大顺这边经济学的三歪经体系中，涉及到地主问题，一开始就蒙上了“有效需求者”的概念，恰恰是大顺的食利阶层在为自己的存在找合理性的过程中，引发了“东西卖不出去、没有有效需求者”咋办的问题。
如今大顺内部一些早就开眼看世界的人，心里很清楚，大顺的经济现在极端过热。
在刘玉跑路前后的扶桑金银矿开发后，大量的贵金属流入了大顺，终于解决了困扰着从明中期开始就一直无法解决的货币不足的情况。大量的货币，又恰逢大顺这边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成果显现，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获胜，可谓是渡过了一段咆孝着发展的二十年。
世界就这么大，欧洲、印度、东亚、非洲的情况，自不必提，很多问题早已埋下。
而剩下的美洲，尤其是对于此时世界经济至关重要的南美——至今来说，南美在这个金银为世界货币的时代，依旧是一个可以造成世界震荡的存在——实际上也要出事了。
一战的结局，给垂垂老矣的西班牙注射了一支强心剂。颇有雄心的卡洛斯三世觉得自己又行了，抓住大顺参战后一战胜利作为战胜国的威望，开展了一系列加强中央集权的改革。
改革这玩意儿，尤其是加强中央集权的改革，若没那本事，最好不要瞎鸡儿改。改不好，容易把自己改没了。
于本土，和耶稣会开战、抄没地产、勒令还俗、限制教士人数等等。
于殖民地，则是开始清理殖民地的“土豪地方派”——西班牙的殖民地，分为宗主国过去的半岛人、和早些年过去后和印第安人混血的混血人或者好几代的出生在殖民地的白人。后者算是地方豪强，毕竟根深蒂固数百年了。
卡洛斯三世的政策，其实也就是外派本土的官员过去，搞换血，顺带清理下殖民地官员里和地方豪强派关系亲近的问题。
问题是，此时近四百万南美白人里，所谓的“半岛人”，也即在本土出生过去的，也就3万来人。
这满清搞统治，还知道开科举、用士人，方能维系。
卡洛斯三世的改革，则是压根不知道天高地厚，把原本地方派的官员、教士等，撸了一大批，全换上了本土派。
本身吧，中下层就对母国不满了。
这回，把土豪、乡绅等上层也给得罪了。
那这要是还不起义，真就见鬼了。
其实这种事很正常，大顺在扶桑才经营了几十年，当地的豪强派就已经出现了，对于大顺这边对扶桑土地的管制和土地交易限制、以及不准私自圈地搞土地投机的政策就已经相当不满了。
不过，西班牙是西班牙、大顺是大顺。
大顺是打赢一战的主力，而西班牙纯粹是个搭顺风车的。
大顺这边的人口和军力压住殖民地的豪强绰绰有余，西班牙指定是不行。关键是早些年西班牙穷的叮当响，大顺参战之前，西班牙觉得战争阴云密布，开始在南美招募军队、用南美的财政养兵，以提防英国的入侵，这也使得大量的混血人或者叫地方派有了枪杆子——某种程度上的团练。
当然，最关键的是两边的政策。
大顺对北美殖民地的态度，是继承了刘玉的政策体系的——泄压阀。早晚管不住，一切政策尽可能方便人往那边去。
是以，政策是“正统殖民术下，强行创造资本这种社会关系的存在”，即：土地国有——行政赋予地价——迁民——工资劳动——货币买地为自耕农——下一波移民。
这就使得，这种政策、以及北美的资本家，必须依靠母国体系维持的这种奇葩的殖民政策，才能使得他们的工业存在，而不至于崩解。
一些大商人琢磨着搞土地投机，对大顺的土地政策不满。但实体产业资本，则是依附母国的。
是以，稳得住。
而西班牙的殖民地政策，以及西班牙本土的生产能力，那就不用提了——就一句话，西班牙那殖民地商业政策，要是大顺的手工业水平，一点毛病都没有；但西班牙吊毛的手工业能力都没有、还把犹太人摩尔人新教徒清洗了一波，居然还玩重商主义殖民地政策想要把殖民地当本国市场，纯粹扯犊子。
伴随着一战获胜，直布罗陀和吕宋问题的谈判解决，以及智利硝石矿的开发和大顺的需求，还有就是西班牙王室和大顺的工业生产能力合作再度加紧了管控政策，拉丁美洲出事，已是不可避免的。
但是，现在还没出事。
而过去的二十年间，拉美也成为了大顺这边新开拓的市场。
再加上：李欗为了大豆问题向日本二次施压、印度方向的持续扩张和开拓、一战胜利阿姆斯特丹这个“租界买办”的繁荣兴盛……
而大顺内部为了保护自然经济，又采取内外分治的政策。
扶桑涌入的大量资本，既不能深入内地买地囤地，憋得够呛，又有一战后的这么大的市场，自是投资到了疯狂的程度。
棉纺织业、商业运河、先发地区和殖民地的商业铁路、冶铁挖煤、造船、运输、棉花靛草种植园、玻璃制造、造纸、瓷器、蒸汽压茶沫、先发城市的地产、建筑……
勃勃生机、万物竟发，那都是“谦虚”了。
已然是一片疯狂。
问题就在于，这种疯狂的生机，是建立在一战后的基本稳定和平的世界秩序下的，也是建立在大顺打着自由贸易旗号下的抢占世界市场的背景下的。
然而，欧洲眼瞅着要乱，一战结束后的法国是欧洲的核心，法国一乱，整个欧洲都要乱。而法国的乱，已经是必然的了，翻烧饼似的改革，今儿自然秩序、明儿科尔贝尔主义，左右横条来回翻的改革爱好者，更是把这种乱局推向了临界点。
印度问题，伴随着大顺要连“纺纱业”都要吃下去，以容纳更多的就业人口，以及走锭精纺机的使用，和大顺在印度搞大顺熟悉的土地制度小地产制改革下导致的高利贷土地兼并问题，也马上要炸。
波斯已经乱套了。
日本也是各方蠢蠢欲动。
拉美问题，更因为大顺在一战中对英国的战后处置，在思想上引爆了拉美独立的风潮——自由贸易。
这件事，咋说呢，算是一个比较“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的原因。
西班牙的殖民政策，限制拉美的工商业发展。
而拉美的工商业被限制，所以又没有和大顺的自由贸易口号相抵触的实业阶层：比如在里昂，里昂的丝织工匠恨不得把刘玉的棺材板子烧了，挫骨扬灰；比如在兰开夏，棉纺织工人恨不得把大顺的商船全都烧了砸了。
但问题是，西班牙之前的殖民政策，使得拉美既没有里昂、也没有兰开夏——本来是有机会有的，明中期，墨西哥的丝织业用着亚洲丝，那是相当发达的，结果西班牙给弄死了。
这就导致，在阶级的问题上，拉美的上层是倾向于自由贸易的。
因为拉美那片的豪强，不是大地主，就是大庄园主，他们和大顺的工业又不矛盾，巴不得用更便宜的货。
而西班牙打赢了一战后，和大顺谈判的结果，是西班牙以大顺的货源为基础，继续搞王室半垄断贸易。
也即，没错，我西班牙本土是没啥工业生产能力，但我从大顺这拿货，这不就等于是商品是从商船里长出来的吗？只要商船是王室这边的，那利润不就是王室的？
而拉美的豪强、地方派，又不是干工业的，甚至连手工业都不是。他们自然对大顺处置英国时高喊的自由贸易，大有好感，并且传播了大量的书籍，完成了经济上的启蒙运动。
再加上，当年大顺、法国、西班牙、葡萄牙等，在里斯本大地震之后，合力弄死了耶稣会，这也使得很多激进思想开始在拉美蔓延。
历史上，亚当·斯密，喷英国的经济哲学，是“生产的哲学”，完全不站在消费者的角度上去考虑问题。
打赢了一战的大顺，对英国呼号的自由贸易，也正是从这个角度上去喷的：你看啊，你们积累了一二百年了，这么多的金银，该过点好日子了。你要搞自由贸易的话，对每个消费者都有利，原本只能穿亚麻布的，现在就能消费升级穿棉布了。
而西班牙的拉美殖民地，因为西班牙之前的殖民政策，又压根没有工业，当然，西班牙自己也没有。
这就使得，这种“不是生产的、而是消费的经济学”，在拉美大受欢迎。
西班牙这一套，和科尔贝尔主义还不一样。
科尔贝尔主义，是说勐加关税保护本国产业、尽可能搞本国工业替代、用税收和国库收入直接作为原始积累给产业注资。
西班牙这一套，则是王室垄断贸易，明明自由贸易下能卖一块钱的布，过一手卖到拉美卖两块钱，王室是当二道贩子。
这不是说当二道贩子就一定不行，原始积累这玩意儿，“英雄”莫问出处，坑蒙拐骗偷都行。
当二道贩子搞原始积累，也不是不行，这就相当于对拉美征收消费税呗。
问题是当了二道贩子，钱挣到了，走私问题也解决了，但是西班牙花钱花惯了，赚的钱也压根没发展工业，而是都花了。
对大顺而言。
或者说，对此时的李欗而言。
这件事的重点，确实在于拉美要乱。
但拉美要乱的重点，又不是多血症爆发。
就大顺现在这种过热的经济，和欧洲印度波斯大乱在即的局面，多不多个拉美乱，对于大顺的经济多血症发病没啥影响。
有它五八、没它四十。
关键在于李欗对于危机之后再度繁荣的判断。
如果说……欧洲乱了、西班牙崩了、拉美分出来了。
就拉美此时的阶级状况，实业基本没有，大庄园大地主，肯定倾向自由贸易。
到时候，岂不是意味着，门户洞开，大顺在危机之后就可以拿到一个绝对倾向于自由贸易的、巨大的、和垦殖扶桑很近的、可以引爆危机后大顺下一波繁荣的市场？
除非，拉美那边出了个强人。强到一统拉美、完后还是个工业主义者，从西班牙分出来后搞科尔贝尔主义，对内严酷统治，清洗自然秩序派，强行把工业拉起来。
但，这种可能性，太小，忽略不计。地主和农民的问题都弄不明白，大庄园所有制的豪强世家要搞分离，工业还是拉倒吧。
所以，李欗认为的“一线生机”，就是“利用危机的周期性”。
也即，在危机爆发时，资产价格暴跌的时候，靠国库和银行，收购暴跌的资产，使得朝廷所掌控的官有经济比例急速增加。
这么玩，当然容易玩崩了。
但是，要是玩完这一套之后，立刻就有一波繁荣期呢？
而且，拉美问题，和大顺的扶桑移民问题，是相辅相成的，毕竟更近一些。
如果说，欧洲乱了、西班牙炸了、拉美分出来了，大顺凭借体量、优势、以及智利硝石铜矿贸易的基础、还有之前和西班牙王室合作贸易的底子，瞬间就能把拉美变成自己的商品倾销地。
至少，能在危机后繁荣一波。
至于说，怎么样西班牙炸……一战时候，刘玉是埋下雷了的。直布罗陀和吕宋问题，一直没解决呢，法国一乱，让西班牙炸开，对大顺而言是肯定能找到切入点的。
而这个问题，对大顺而言，最终其实还是个“赎买”的问题。
赎买、赎买，你得有东西，才能赎买。你没东西，怎么赎、怎么买？
李欗和皇子说的很清楚，你别看之前修往东北的铁路，完成了山东地主的转型，但实际上是拿松辽分水岭以北的土地换的。
而大顺的国土情况，以及内地的畸形的以农业盈余为基础的经济、和强悍的小农经济，靠所谓的“佃户赎买、地主得资本、然后投资工商”的想法，那就纯粹扯犊子。
以罗刹的农奴制改革为例，赎买问题，在大顺和俄国是不一样的。
俄国的农奴改革和赎买，本质上是把公有土地私有化，农民出钱给地主，让地主迅速拿到原始积累；而原本有份地的农奴，混成了啥也没有的打工者。由此，农业发展、工业发展。因为俄国的农业实在是太落后了，落后到农奴制居然能一直保留到那时候，所以搞成地主有地雇人耕种的模式，农业的确是会蹭蹭地发展。而且，顺带还制造了一大批连份地都没有了的自由的农民，去工厂做工。
而大顺的问题恰恰是反过来的。
大顺缺去工厂做工的人吗？
不缺。
大顺的赎买，是把公有土地私有化，然后批量制造地主和富农，发展农业吗？
不是。
恰恰相反，大顺的赎买，是试图消除地主，批量制造自耕农。
为啥？
因为大顺现在的亩产不低，高炉铁和牛耕时代的基本天花板了，要解决的是大量的人快要连饭都吃不上的问题，而不是要反着制造一大堆的经营性的地主。
或者说，大顺现在压根不想让资本往耕地上流。
俄国的情况，是资本往耕地上流，亩产可以蹭蹭地涨、生产力发展、农产品提升。
大顺的情况，是高炉铁牛耕垄作时代的基本天花板了，资本往土地上流，亩产基本不涨，倒是全都把土地当成固定资产投资，等着收地租。
所以，既压根不是类似的情况，那就千万别刻舟求剑东施效颦。
赎买政策的目的，纯粹就是逼着资本往工业上跑，不准往土地上跑，至少在内地不准往土地上跑。至于在殖民地，爱咋跑咋跑。
或者说，因为实业的投资回报率太低，远低于人口膨胀土地矛盾激化下的买地收租的回报。
大顺只能选择这种奇葩手段：我解决不了回报率低的问题，那我直接让你没机会回报不就得了？
这和欧洲那边意义上的农奴制改革的赎买，恰恰是反的。
那边是公有土地私有化，批量制造地主和富农。
而大顺这边是私有土地国有化，至少是取消其能作为金融投资的属性。
所以，问题的本质，从不是赎买本身，而是“资本往工业上流，而不能使得工商业资本逆流回农业”的问题。
赎买本身不是本质。
但赎买本身却是关键。
名义上讲什么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但实际上这就是句屁话。
李自成时候还喊均田免粮呢，最后新顺成立，不还是没均吗？你敢均田，人家就剃发。
福建的永佃权农兵起义，就是当地士绅带着“满洲的太君”去清剿的，毕竟路不熟。
黟县奴变，也是【邑之士大，走乞师于郡，始执首叛诸奴，磔市以狥。诸素谨者贷其死，就仆舍执役如初】
太仓奴变，那也是士绅喜迎“王师”之后，镇压完后，士绅剃发无不得意：奴辈谓奴不当与天地同休，是则真奴语也……
所以说，不直接举兵起义，而是想要通过改良变法的方式，那就只能赎买。
赎买吧，最起码若是直接均田肯定要反抗的，说不定就琢磨琢磨，哎，既不反抗了。
压力就会小很多。
既是说赎，那就得有东西，才能赎。
没东西，怎么赎？
小农自己赎买，是无意义的。
小农自己赎买，仍旧还是交租子给地主。也就是说，交十年二十年或者三十年后，地就是自己的了。
那之前难道不交租子？
之前交的租子，地主也没说投资实业吧？
只有把“赎买，变为强制的工业债券、强制的国债储蓄”，这件事才有意义。
也就是说，强制让地主的钱，往工业上流动，完成转型。
他们不知道咋转、不知道咋办，那么就需要朝廷逼着他们转、手把手指挥他们办。
但大顺现在还面临个新的问题。
那就是李欗说的，伴随着对外扩张、经济繁荣、贸易顺差、北美金银，先发地区的资本雄厚。但凡有真正赚钱的产业，正值这个疯狂咆孝着发展的二十年，轮得到官办？
就算说把赎买作为强制的工业债券，大顺朝廷往哪投呢？
眼瞅着多血症危机就要爆发，这时候搞强制工业债券，疯狂投资，那是活得不耐烦了？
分歧也就在这。
显学派的均田是啥意思？
赎买？赎个屁，直接均，均完之后国家来当这个最大的地主。
把地租收上来，办船厂、搞迁民，压根不考虑什么利润、回报之类的事。
照着一年1亿两左右的亩税极限，或者直接折算成粮食。
官办造船、冶铁、农业机械、畜牧等等行业。
官方招收水手、海员、教师等。
一波一波地把人往扶桑送，直到最终完成“五口之家、百亩之田”的基础之后，再让工业全面铺开。
破而后立，解决大顺内地的工商业，全都是依靠强制的地租农业盈余的局面，而把工商业的服务对象，变为农业的生产者，也即一个个有足够土地能以交换价值为目的生产的自耕农。
在这个过程中，朝廷需要高压、需要强悍无比的国家机器、需要膨胀至极的让宋代冗官冗员都自愧不如的官僚体系。
压根不考虑什么投资、回报，纯粹靠强制性的小农的税收作为投资，照着二三十年搞，直到扶桑有一亿人口、南大洋和新苦兀等有个五六千万人口，完成真正意义上的户均百亩田的均田。
李欗反对这么搞的根本原因，很简单：合着难办的事，朝廷来办。资产阶级全程不出力，就等着三四亿人口的大市场形成，全力发展是吧？那到时候，工业是你们主导的、资产阶级的力量无限膨胀、内部巨大的能把你们弄死的矛盾消失了，那皇帝还有个卵用？
你们畅想的新时代里，有皇帝的位置吗？
合着我这是苦恨年年压金线、为他人作嫁衣裳是吧？
至于说怕形成什么新的类似关陇集团、淮西集团之类的玩意儿，那倒是次要的。
而所谓的进步的皇帝，精髓就一句话：左右横跳，挑唆矛盾，当所有阶层的恩人。
比如说，李欗设想的豫皖地区做稻草人吓唬新兴阶层、去除大顺这几年的激进思潮。
这事，显学派做，和皇帝的做法，就大有区别。
显学派做，那肯定是弄一堆实学的官吏、基层，带着兵过去搞均田。完后征税、发展工业、迁民。
这个过程中，肯定会有大量的不满。
地主的不满、士绅的不满、原本自耕农的不满、田皮田骨等问题的不满，等等、等等，一大堆。
这些不满，肯定是冲着朝廷的。压不住，就容易闹出来大事。
而起本身显学一派的想法，那又不是和劳动人民相结合，纯粹就是自上而下的“拯救”，这要是闹不出来类似青苗法之类的事，那就见鬼了。
但李欗的做法，那就大不同。
放开危机中憋疯了的资本，最多两三年，就能直接把豫皖地区搞的天怒人怨，直接炸了。
而豫皖地区，又是死地，尤其是伴随着淮河治理、黄河改道、铁路修建、先发富庶之后，被分割的区块，使得这种起义，在李欗看来是可控的。
《天阿降临》
靠着起义，用类似《流民图》事件的办法，使激进思想退潮，同时让传统派产生对新兴阶层的恐惧和不满。
然后既是起义，肯定是要杀人的。
这不是朝廷杀的啊。
是起义者杀的。
地主、乡绅、买办、商贾等等，杀上一波，这地契不就空出来了？
随着铁路修建、黄河改道、淮河治理等，使得这一波起义无可流动，最后也不会成大事。
刘玉当年是怎么毁的扬州？除了漕运改海运这个大背景外，可还有故意纵容起义军，吓的富户商贾携带资本润到松苏去了，他还借着机会搞了波地产弄到钱，兴办了不少实业。
李欗自是觉得你既做得，我做不得？
到时候折腾一波，事后或剿或招安，再把空出来的地收为官田分掉，笼络人心。
顺带拉出来一波和新兴阶层有血海深仇的“保守”的新军，驻扎先发地区。
这样一来。
对资产阶级而言，是皇帝给擦的屁股，要不然这群起义军不得冲到你们那把你们挂树上？
皇帝是资产阶级的恩人。
对无地贫农、失业的手工业者，是皇帝收拢了田地，分给你们。
皇帝是这批贫苦农民、失业的手工业者的恩人。
对雇工而言，本身的危机，与起义造成的失业，皇帝招募一批军队、再送一批人去扶桑垦殖。
皇帝是这批雇工的人。
对地主而言，当然，已经被杀了的地主是死人那都无所谓，对于其余地方的地主而言，是皇帝扑灭了起义，要没有朝廷你们不得全完犊子啊？
皇帝是别处地主士绅的恩人。
这一波折腾完，豫皖地区的局面就会大为改观。
原本的旧的基层统治崩溃了，这时候科举改革也基本完成了，再选一波官吏，从已经被起义军摧毁了旧秩序的地方，直接建立新秩序。
而本身，迁民这种事，又得一波波地来。
借着危机、繁荣的周期；借着找机会弄爆西班牙把拉美市场打开创造繁荣的契机。
把豫、皖地区的均田、迁民、转型、赎买等完成。
如此，朝廷手里就捏着东北、京畿、山东、河南、安徽、江苏、浙北等大片的既有稳定的自耕农支柱、又完成了改革的地区。
剩下的，就可以慢慢折腾了。不管是人口、还是经济，已完成改革的地区都占据绝对的优势。
其余的地方，或慢慢来、或勐地来，那主动权就在朝廷手中了。
而福建、两广，这些地方，本身靠海，可以下南洋。
而要解决西班牙，吕宋又可夺回。到时候对吕宋的西班牙人就不必客气了，什么教堂、什么庄园、什么地产，通通充公，反正也不怕报复。既有从西班牙手里夺来的地产和教堂教产，离得又近，这又可以顺带解决一下福建的人口问题。
只要说，到时候能借助下次危机，基本改革完成的地区包括东北、京城、河北、河南、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安徽等地区，余下的那些就可控了，问题也不大了。
当然，这么搞，很容易玩砸了。
可若是没玩砸，那就很有机会抓住那一线生机。
只不过，李欗估计自己多半是活不到那时候。毕竟这一线生机，是建立在多血症危机爆发的前提下。
整个过程中，外部局势，唯一可控的，其实就是一个弄碎西班牙、支持拉丁美的反抗运动。
剩下的，只能说听天由命了。
说不定，法国明天就炸了，然后引发连锁反应，大顺的对欧贸易直接完蛋，危机就爆开了。
也说不定，可能要等好久，被大顺这边的商品冲击搞得实在撑不住了，欧洲才炸。
这些都不可控。毕竟弄碎西班牙，也得是欧洲乱了，才有机会一步到位。
作为一个失败主义者，李欗视角下，留住皇冠，本身就是他们家族逆天改命的行动，成与不成，只能是所谓尽人事、听天命了。
无非是他自认自己不可能再活好久，也怕万一哪天撑不住忽然暴毙，是以他只能把这些东西，交给皇子。
更要皇子趁着他还活着，勐刷一波威望、名望。
以及，至关重要的人设——“进步”的太子。
威望、名望，没必要去和旧学的科举派那去刷。那群人是死硬保守派，既不会造反、也不会干出惊天动地的大事、更缺乏听起来不扯犊子的纲领。
所以要去刷名望的地方，就是那群实学派、显学一系。
因为这群人有听起来不扯犊子的纲领，所以要先借着科举改革这件事，把这批人分化一下。
拉走一批、赶走一批，同时还要立起来“不是不改良，只是先迈左脚还是先迈右脚”的人设，使得一部分可能失望转激进的人才不要失望，最起码继续观望。
换句话说，让一群本可能在这场科举改革风波中觉得大顺要完、没救了的人，去“挖黄河河道”。
在和皇子把这围绕着生产过剩危机的一线生机的大致思路讲完后，在皇子错愕无比的眼神中，李欗道：“如今不比过去，只居于深宫，靠距离来塑造神圣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实学兴起，现在连宇宙起源都谈到了星云假说，天子神性早已不在。仍旧守株待兔，照过去手段，已不行啦。”
“旧儒学一派，他们成不得事，三代之治全是扯澹，根本无从实现。既无纲领，他们也就没有威胁。”
“新实学一派，他们是能成事的，最起码有个推论起来可以实现的未来。真若叫他们彻底失望，天下必要大乱。”
“显学如今势大，实学也需要宗门领袖，如今之际，正是想办法分化显学、而你做实学宗门领袖的时候。”
“既要分化显学，另立实学正宗，首先便要承认他们推断的未来，但要否定他们通往未来的路线。”
“旧儒学这群人，他们的教义本就是忠君的。日后你为天子，大义就在。”
“而实学显学这群人，认道不认人、从道不从君。你必要拿出道理、拿出路线，方能拿到大义。”
“简单来说，工业主义、垦殖扶桑，这两件事，不可更改。”
“在这两件事之下，怎么做、如何做、先做什么后做什么，你要说出道理。若只空谈，不但不会有名望，更会招致他们的嘲笑。”
“科举改革的风波，于旧学上，无甚压力。此番你要与实学一派讲道理，拉走他们的大多数，易显学之质。”
“好在昔日兴国公临行之前，留书一卷于朕，这些年朕也多研读，又暗窥显学之讨论，他们尚未得精髓，正可压服分化，另立显学。这几日，朕正可讲与你听。”
皇子闻言，虽多惊诧，但还是在众多惊诧中，问了个他最想知道的问题。
“父皇，昔日兴国公临行之前，既留书于父皇。那么，如今一些伪为兴国公所着之书，会不会也是他留下的？”
“若真实他留下的，里面诸多内容……儿臣觉得，实在过于可怖。”
李欗看了眼皇子，笑了笑，却没有直接回答这个问题，而是讲了一个很久很久之前的故事。
故事里，称呼也从朕，变成了我，只是个久远的回忆。
“很多很多年前，那是朝廷刚下南洋的时候了。兴国公问我，说下南洋一战，荷兰的商贾果然最后选择了合作，那么这里到底谁的功劳最大？”
“我给出了很多的答桉，可兴国公都一一否定。”
“最后他告诉我说，功劳最大的，是那些搓布的、炒茶的、烧瓷的、缫丝的。若无这些人，便是有再大的本事，这事也做不成。这是基石。”
“我以为他还是民本之学，但他告诉我这基石的意思，并不是空泛的民本。而是说，这些搓布的、炒茶的，他们是让荷兰的商贾屈服的真正力量。”
“兴国公说，他能战胜荷兰的舰队，但若无这基石，便不可能让荷兰的商贾屈服与合作。那么即便还能下南洋，但无这样的基石，那个下南洋就不可能是此时的下南洋。”
“或许可能是下南洋种地、或许可能是下南洋收香料、或许可能是下南洋收贡赋。但肯定，绝无可能是如这般下南洋，与荷兰商业资本合作对欧洲卖货赚金银的下南洋。”
“我一想，倒也有理。即便有搓布炒茶的那些人的劳作，却也未必一定会是这样的结果。或许未必下南洋、亦或许下了南洋也未必非要去做买卖。”
“然而，但若没有他们，肯定不可能有这样的结果。”
说完这个久远的故事，李欗叹了口气，似是在追忆什么，慢慢道：“现在，新的一群劳作者出现了，新的一群所谓的阶级出现了。”
“他们，是变革的基石，没有他们，一些可能，就如同没有搓布炒茶的天朝下南洋一样，一定不可能有与荷兰商贾合作卖货这样的结果。”
“但是，是不是说，有了他们，有了新的阶级，就一定会在几十年内自发地走向某种必然呢？”
“好比说，有了那群搓布炒茶的，是不是一定就会达成下南洋、并且与荷兰商贾合作卖货的结果？”
“显然，不是的。”
“那些流传的书册，到底是不是他留下的，不重要。”
“那些书册，写的内容，不过都是些诸如类似《因为搓布炒茶的生产，所以可以达成与荷兰商业资本合作的结果》的道理。”
“但要做事，实则需要的，是一本《怎么办才能达成这种与荷兰商业资本合作的结果》。”
“而要成事，需要的，则是一本《在大顺现有的具体条件下，怎么办才能战胜荷兰下南洋、并且达成这种与荷兰商业资本合作的结果》。”
说到这，李欗便笑了。
“兴国公的棺椁已经下葬了，死后原知万事空。他都死了，又怎么会知道【大顺现有的具体条件】是什么条件呢？”
“所以他最多也就能留一些诸如《因为搓布炒茶的生产，所以可以达成与荷兰商业资本合作的结果》的道理。这些道理肯定是对的，但怎么办、以及在此时具体条件下怎么办，他是不可能写的。”
“因为，兴国公生前最忌讳的事，就是刻舟求剑、东施效颦、守株待兔。那么他又怎么可能在几十年前，就留下和【大顺现在的具体条件】相关的任何文字呢？”
“所以，那些东西是不是他留下的，并不重要。因为那是道理，我也能看，且并不会因为我是皇帝所以这个道理就不对了。”
“道理在这摆着。天朝人需要的，好比是《在大顺现有的具体条件下，怎么办才能战胜荷兰下南洋、并且达成这种与荷兰商业资本合作的结果》；然而荷兰人，则可以根据这个道理，推出《在荷兰的现有的具体条件下，怎么办才能阻碍大顺下南洋，并且继续把握商业霸权和主导权，避免大顺下南洋拿下商业主导权》。”
…………
…………
几个月后。
伴随着科举制改革的争论、以及“进步”的皇太子在实学派中的演说引发的更大的争论。
取义自嘲的“通儒社”的年轻人，在来今雨轩进行了最后一次相聚。
大家最后握了握手，彼此说了句“道不同、不相为谋”，便此各奔东西。
有的人，追随着皇太子，随从幕僚，出谋划策，坚信改良。
有的人，投笔从戎，认为靠着对外扩张的市场，可以完成转型。
有的人，放下政见，投身科学院中，去探索宇宙之无穷、物理之奥妙。
有的人，重新拿起了《论语》，和颜李学派、泰州学派的人，尝试着搞乡村建设、乡约、乡德、乡贤、君子、学校。
有的人，变卖了家产，带着一群人远渡重洋，希望搞一个理想化的、小国寡民的、人人劳作的、没有人夺走他人劳动成果的乐土。
有的人，募集股本，兴办实业，认为既然未来是某种必然，那又何必急于一时。
有的人，结成了密谋的小圈子，准备了炸弹，袭击了科举改革的衙门，想要倒逼朝廷放弃这种改良，转而用激进的显学均田手段，三十年完成迁民。
有的人，联络那些欲要取旧学科举而代之而有名禄实学子弟，欲要效公车上书之旧事，力陈渐变之弊、速变之利，由是名声日显，乃为实学人望。
有的人，则走入工厂、远行乡村，观察着变化、询问着诉求、考虑着未来、思考着怎么办，摸索着在大顺的现有条件下怎么办。
（全书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