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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静深拖着空壳一样的躯体已经活了十几天了，其实当他那天从收音机里听到日本昭和天皇用“鹤音”宣告日本战败的诏书时，他就知道一切都该回归消寂了。
今天是他生命的最后一天，当然，他并不知道即将发生的这件事。与往常一样，此刻他在红松办公桌前坐着，右手托着长胡茬的下巴，左手的拇指和食指习惯性地捻着一串泛着乌蒙蒙的油光的老包浆凤眼菩提子手串。眼前一台日文假名打字机上已经打出了大半页纸，桌上的堆满了档案、报告、照片、录音带甚至是录影带等各式文件和材料，它们都是关于同一个人的，它们将廖静深和打字机括了起来。他用并不熟练的右手指尖又神经质般敏感地点了几个字，然后揉了揉眼睛，戴上眼镜，像以往审查犯人般逐字逐句地检查着。
“林重，”廖静深嘴唇稍稍抽搐了一下，轻轻念道，“生于1905年，即明治三十八年的大连……”
这里肯定不对，因为它读起来很别扭，肯定不对，廖静深很快就发现了。他那鼻毛剪得很干净的鼻孔里颇为不满地长出了一口气。
“我好歹也是特务调查处处长，怎么还能犯这样的低级错误？”廖静深想着，一把撕下这张纸，揉成一团扔进脚边的垃圾桶。可他又将它抓起来，抻开、铺平，再读了一遍。
多少年都没有写这样特大案件的报告了，廖静深摇摇头，掏出左边口袋的煤油打火机，右手提起这张纸的一角。他连着打了几下火，一束火苗蹿起，从下方将纸点燃。
日本人最讨厌像我这样浪费纸张了，尤其是神谷川先生。廖静深看着手里的纸张在火焰的裹挟中燃烧、变形，这样想。他蓦地又想到，就算讨厌又能怎样呢？现在没人能管得了我了。
当纸张带字的部分全都成为灰烬时，廖静深将它塞进手边的那个几乎没了水的满是烟蒂和烟灰的黄而黑的玻璃罐头瓶里，屋子里悄然出现了一种掺杂着烟草味的燃烧后的奇怪味道。
看见从窗帘间隙中透进来的曙光，廖静深双手撑着椅子扶手，缓缓起身。又是一个不眠之夜过去了，他把桌上的日本台历翻到新的一页，上面印着：昭和二十年，公元1945年8月22日，水曜日。
廖静深发现腿有些麻了，血管里像有无数的小虫子在爬。他把手串戴上，双手后背，欠着身子弓着腰像个老母鸡一样滑稽地挪到窗前。他的动作像是十几天前在广岛和长崎投下的那两颗巨型炸弹引起的震荡波，把地上的灰尘扬起，在射进来的光线中无谓地翻卷着，就像那些在爆炸中化为齑粉的人。他将深红色的厚重的窗帘拉开，阳光透过明亮的窗户满满地装了进来。
窗台上摆着一个盆景，里面栽着一颗矮小的黑松和几簇高瘦的文竹。树丛下面，一个瓷做的老渔翁穿着蓑衣，坐在长满青苔的泥土上。
这盆景算不上精巧，也不属于任何一个盆景流派，因为它毫无章法，没有明显地突出主题性、层次性和多变性，在有些来过他办公室的日本盆栽高手眼里，它甚至有俗不可耐。廖静深曾经异常地喜欢它，他每次都要俯下腰左右观赏一阵，拿起喷壶，朝盆景上小心翼翼地喷些水，然后目光从老渔翁的身上茫然地游离至窗外。但是自从十几天前，他的儿子在长崎与七万人一起飞灰湮灭之后，他就再也没这么做过。
廖静深所在的这栋警察部大楼地面之上一共三层，楼很长，但并不宽。它的外墙上紧束着干练的竖直线条，是一个标准日本武士的身材，没有一丝赘肉。甚至有传言说，它的设计灵感来自关东州警察部的首任部长的脸。大楼面前是朝日广场，广场上的草坪郁郁葱葱。广场的北面是关东州厅本部的办公楼，楼前静静地趴着几辆车，关东州厅办公楼和东边的关东州警察部大楼一起拘禁着广场中央伫立的太阳旗和旭日旗。燥热的空气中难得来了一丝微风，风拽着旗，它不情愿地欲展欲舒，除此之外，偌大的广场连一个会动的东西都没有。
一只早起的蝉在玉兰树上猛地叫了几下，廖静深摘下眼镜，使劲揉了揉本就不大的一双眼睛。他偶然瞥见窗户玻璃，上面映出一个陌生的、形同路人的形象。
这人梳着多日不洗的背头，那头发被汗水和油脂粘成一绺绺的，乌黑的眼眶深陷，由于暴瘦，额头上的抬头纹都无力地垂了下来，脖子上的皮也松了不少，往日穿着合身的西服现在几乎像是挂在衣架上……原本一百六十多斤的自己，目前居然成了这个不足一百二十斤的颓样。廖静深的鼻腔里似乎还嗅到了一股腐尸的气味儿，他对着窗外的玉兰花枝眯起了眼。
“林重，”廖静深背着手又在寻思，“嗯……林重……”
“这事儿不好写，”廖静深像面对高桥隆似的尴尬地摇了摇头，“高桥部长还让我客观地评价林重，笑话……他知道我从不轻易评价别人，客观地评价，怎么评价？”
廖静深的记忆忽地回到多年前的一天，那是一个下午，很反感他这满是烟味的办公室的神谷川破例来到这里，坐在沙发上跟他交谈起来。
记忆中的神谷川就从来没有胖过，瘦削的骨架子上好像没有一丝脂肪。神谷川当时坐在沙发的左边，背对着他非常厌恶的刺眼的阳光。神谷川虽然没有说过他厌恶阳光的原因，但是有人曾经猜测，阳光会伤害他那习惯用于熬夜和甄别的眼睛。
眉头和鼻孔一样紧皱的神谷川不断地扇着眼前的空气，手里拿着一份档案。廖静深赶紧去打开窗子，回到沙发上，听神谷川用略带沙哑的嗓音问道：“我听说咱们在新京的两个外勤人员被共产党做了？”
“是，我这正在整理他们的档案，想给您送……”
神谷川不耐烦地打断廖静深的话，问道：“他们的家属知道他们是特工吗？他们的公开身份是什么？”
“家属肯定不知道。他们一个是电工，另一个是……茶叶店的老板。”
“那就好。此事不要通知任何人，包括他们的家属，也不要发愚蠢的抚恤金。档案全部销毁，就当是这两人从来没有存在过，他们的家属以后会报案，警察会以失踪人口立案的，明白吗？”
“明白，太明白了。”廖静深老练地笑道。
神谷川又沉默一会儿，看着手中的档案问道：“安藤部长想调林重回来，他的档案想必你已经看过了，没有任何问题？”
“从档案上看不出什么问题。”廖静深想了想又补充，“如果有问题，那也是先出在档案上。”
“你们满洲人，讲话总是喜欢把有或没有的责任推得一干二净。”神谷川皱起了眉头。
连廖静深也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日本人对他这样的中国人说话，就像避皇帝名讳一样，把话里的“中国”两个字省略，或是替换成了类似“你们这些满洲人”、“你们这样的”、“你们这群”等等这样的词汇。
“但是我听说……”廖静深欲言又止，直到发现神谷川正厌恶地看着他，“我听说他小时候在大阪町带着一群伙伴打日本小孩。”
“你怎么知道的？”神谷川翻着档案问道。
“就昨天，听他们大阪町的街坊邻居说的。”廖静深清了清嗓子。
“打日本小孩？”神谷川不屑地歪嘴一笑，“那就调他回来吧！对了，务必让他把妻子和孩子一起带来，这是安藤部长吩咐的。调令你来发，马上。还有，今晚咱们再确定一下围捕共产党关东州特委的方案，此次行动，我要把我的脚踩在被我抓住的每一个共产党的脸上！”
神谷川说完起身走到门口，回头望着廖静深办公桌上散乱放着的几只精美的烟斗和香烟盒，以及一张纸上堆得很高的上等烟丝，皱了皱眉头。他转头想对廖静深说什么，却盯着他的脸端详了半天，嘟囔了一句：“廖科长，你的鼻毛还是没剪干净。”
神谷川摇了摇头走了，廖静深马上从抽屉里掏出一面小镜子，半仰着鼻孔左右照了好一阵。
现在，窗外的阳光照得廖静深眼睛有些发痛，门外走廊里不知哪个办公室在听广播，声音一反常态地有些大了，这在平时的警察部大楼里是绝对不允许的。但是自从战败之后的这几天，这些一反常态的事已经司空见惯了，它把廖静深就这样飘着飘着的神又从窗外揪了回来，他有些恼火地打开门，刚想朝走廊里喝止这种出格的做法，却皱起眉头听了一阵。他回到屋里，打开收音机，里面有个熟悉男人的声音，低沉而庄重地宣告着：我是大日本帝国关东军总司令官山田乙三大将，鉴于8月15日，昭和天皇已经宣布战败，又由于现在，苏联的伊万诺夫中将率领的特种空降兵在关东州周水子机场降落，所以我宣布，关东州的所有日本军人，均放下武器，等待向苏联红军投降……
廖静深听了一遍，断然有些发懵，又扭了扭调频，换到另一个台。可他无论换到哪个台，都在重复同一个声音。
山田乙三说，要投降了。
廖静深还是觉得这不是事实，他梦游般地拨通了关东州厅警察部部长高桥隆的电话，响了许久，高桥隆接起电话也不发声。廖静深头一次觉得电话那头没有声音是何等的让人恐惧，他深呼吸一口，然后问道：“高桥部长，我刚才好像听见……请问……”
良久，高桥隆才无力地说道：“廖处长，一切都结束了，你把档案都烧了吧！尤其是关于林重的一切资料，全都烧了，一个字都不能留下。”
“什么？”
“你没听错，我让你把你们特务调查处所有的档案全烧了。要投降了……机场被林重炸了，关东州周边的各个路口也被共产党的游击队封锁了，据说苏联红军陆军机动部队也正在满州各地对咱们发起猛攻。这是我给你下的最后一道命令了，然后，没有什么然后了，你随便吧……”
高桥隆挂了电话，听着电话那头的嘟嘟声，廖静深死尸般地呆坐了许久。要知道，多日前的那个早晨，当带着笑容廖静深欣赏完窗台上的盆栽时，高桥隆还打来电话，用沉闷的声音问道：“廖处长，报告写完了吗？”
“报告部长，我正在写。”廖静深收起之前挂在脸上的笑容回答。
“你怎么还没写完？这份报告我先给了你几天的时间，然后又给了你几天的时间，现在我最后一次问你，你什么时候能写完？难道这个案子让你的人生从此止步不前了吗？”
“部长，不瞒您说。其实写这份报告本身并不难。但是您让我客观地评价一下林重，我不明白这意思。”廖静深尴尬地呵呵着。
“我说的‘客观’是让你在报告中描述一下你们眼中的林重。他跟你们共事了这么多年，却是潜伏在你们身边的共产党，这是非常荒唐而又令人愤怒的事。难道不应该客观地描述和评价一下，让以后的特务调查这种反间工作有规律、有经验可循吗？”
廖静深无言以对，习惯性地干笑了两声，却听高桥隆突然骂道：“你在笑？”
“不，我没有……”
“廖静深！一个共产党的超级间谍在你们眼皮子下把你们耍得像一群猕猴，事发之后你的上司安藤智久都引咎辞职了，你没辞职，居然还笑得出来？混蛋！你到底有没有一点羞耻感？”
高桥隆的手像是从话筒里伸出来，狠狠地掐住了廖静深的脖子。
“部长，我……”
高桥隆压住语气，继续说道：“几天之后，关东州厅要召开‘林重反满抗日纵火间谍案’一案的最高级别专题会议，这次会议级别之高前所未有。满洲国十九个省、甚至东京和大阪的军警宪特的代表都来参加。目的就是见识一下这个让大家头疼了这么多年的特大间谍案。所以，届时山田乙三长官会让我第一个发言……你以为这是我的荣誉吗？这是我这辈子最大的耻辱！”
“是。我今晚继续加班……”
“加不加班那是你的事。”高桥隆说，“明天中午十一点，我要在我的办公桌上看到这份报告。”
“给您添麻烦了，请您放心。”
当时廖静深挂了电话就在心里骂了一句：妈的，他知道我文笔不行，还不允许我让秘书来写，这不是撵鸭子上架么？
这句话骂得带有如此忘我的真诚和坦荡，吓得廖静深以为自己真的骂出了声，他捂上了嘴。
高桥隆简直可笑，他当这是写小说呢？写吧！万事开头难……廖静深坐下，从左腿边柜门里的一摞稿纸上拿起一张放在眼前，重新戴上眼镜。他拿起放在一旁的档案，先将档案上的文字又看了一遍，然后在档案上那个叫林重的男人的面孔上仔细搜索，直到有些出神。半晌，他转开钢笔的笔帽，在纸上写了起来……
而现在，廖静深看着办公桌上自己和家人的那张照片，凝视许久。他拉开抽屉，掏出那把十几年未开一枪的柯尔特M1903，反复擦拭。
想起来甚是可笑，自己曾对林重说过：如果一个人自杀，那证明他不怕死，而是怕不知该怎样活着，因为生活已经让他束手无策了。说这句话的时候，自己都未必想过它是否正确，现在却觉得它毋庸置疑。
天早就塌了，廖静深知道自己将会处在怎样的一种境地。四周仿佛是一圈高耸的、黑色的墙。墙外人声鼎沸，那些声音似曾相识，应该是这些年被他处死的人的怨灵。他们灰色的身影，散发着臭腻的味道，挠着墙壁，互相踩着往上攀爬，想爬进来，一起把他咬死、撕碎、吞咽。最为恐怖的是，他明明看见自己妻子、儿子的怨灵就在这些灰色的臭肉堆里，他们那因痛苦而扭曲的躯体和空洞的眼神就像高桥隆说得那样，在告诉自己，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廖静深踱来踱去，把那串菩提子手串从腕上摘下来，在手中逐个捻着。他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开始感到心乱如麻，乱得恰恰是——他想想些什么，可他不知到底该想些什么。
不知为什么，他脑中忽然跳出多年前，土肥原贤二对他说的一句，在他看来是哲人说的至理名言：“间谍不是一种职业，而是一种生活方式。”
半个小时后，廖静深坐回椅子上，把手串放在桌上，整理了一下被汗水湿透的衣襟，盯着相框里的全家福——那里面只剩下一个行将就木的自己。他似乎明白了，自己选择了间谍这个职业，也就是选择了一种生活的方式。接着，他把枪口伸进嘴里，喉咙里莫名地发出类似呕吐般的“呵，呵——”的声音，食指颤动着扣下了扳机。
嘭——
子弹斜着穿过他的颅脑，有些血从他的上颚喷射下来，溅在桌上写好的报告上面，那报告上写着：“林重，生于1905年，即明治三十八年的关东州大阪町……”